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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兒子兩口子帶了他們兩歲零兩個月的兒子來了。兒子摸著他兒子的頭，發起感慨來：知道嗎，你爸爸過年就四十了？我摸著我兒子的兒子頭說：知道嗎，你爸爸四十年前是怎麽來到這世界的？女兒在一旁說：爸，哪有你這麽問的！
四十年，不，是四十一年前，“文革”中的一九六七年。這年五月中旬，我這牛鬼蛇神被黑布蒙眼押到戈壁上的一個小村子，交貧下中農專政。有天半夜兩個背著槍提著鐵 的民兵將我押上戈壁，說是上頭有話，牛鬼蛇神就地處理掉。死生由命吧。不料他們只是嚇嚇我，押著我在月色淒清、山風寒峭的戈壁上走了兩個來小時。六月初，歷劫回城，武鬥正熾，我逃到烏魯木齊，跳上火車，狼狽姑蘇行──萬裏迢迢回老家。妻當時還僅是見過三次面通了三年信而尚未議及婚嫁的女友，剛好她也正避亂還鄉──四川樂山。於是，我匆匆入川到樂山，又雙雙出川回蘇州。父親叫她“張小姐”──“小姐”這稱呼那會兒早是“四舊”，被黥上地主資產階級的墨印了！
有一天，父親當著我和“張小姐”的面說：“你們的事要不要趁現在辦了？”我和“張小姐”商量了一天，第二天我告訴父親：“也好，就趁現在吧。”今朝有婚今朝結，明日──誰知道明日是怎麽個樣呢？我和妻一起上理發館，我剃頭，她吹發﹔理發館出來又一起上照相館，照相師問明是結婚照，就將我倆的頭搬成“八”字形。沒有登記，也沒法登記，沒有儀式，也沒有想到要什麽儀式。父親跟我嘀咕了一句：“連戒指都沒有了，去年全收去了。”就幾個近親，上飯館吃了一桌，算是婚宴。
兩個月後，秋風蕭瑟，最高指示從天而降，要求幹部職工回原單位，大聯合，搞“鬥批改”。別無選擇，我們只得回去。到了烏魯木齊，各奔東西，妻回醫院，我回學校。臨分手，妻告訴我她懷孕了。怎麽辦？孩子要還是不要？要！管它滄海橫流，偏要生下來！我問妻：“大概什麽時候？”妻說：“明年七月吧。”
學校裏兩派聯合不起來，一個冬天，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就幹些零活，吆著驢車運煤送肥之類。五月雪消，春光一閃已是夏日，武鬥風又起來了。一天，幾個同情我的學生來告訴我，說是明後天要抓牛鬼蛇神走資派遊街，趁早走吧。我就連夜出亡，走70來裏地，到鄰縣搭車上烏魯木齊，住在新疆大學的學生宿舍裏。我給妻寫信，沒有回信，打電報，沒有回電，打電話，不通，一籌莫展。每天在校園裏轉著看大字報看傳單。風聲日緊，都在傳大武鬥就在眼前了。
這天中午，特熱，我在校園踱步，恍惚間聽到身後有人在叫我名字，聲音細而顫，直鑽耳朵。我立定，回過頭去，兩丈開外，一個清瘦女子，站在杲杲烈日下，白衫白裙，白得耀眼。天啊，竟然是妻！我們慢慢走近，像是走在夢裏。我問“你怎麽找到這兒的？”妻愣了半晌才道：“是個兒子，”淚珠跟著滾了下來。我們挪到樹蔭下。妻告訴我，將近一個月前，她就離開了工二師醫院，挺著大肚子到了昌吉州醫院，同學小米在那裏。兒子是二十天前出世的，多虧小米照顧。妻說，她在昌吉給我寫過信，發過電報，都沒有回音。長途電話又老打不通，後來通了，接電話的還正巧是給我通風報信的學生。學生說：“他已經走了。”“我一聽說走了，對著話筒就大哭起來，”妻說。妻以為“走了”就是死了的意思。幸虧學生及時補充：“走了新疆大學了。”於是妻找來了，穿了白衫白裙。我們商量孩子怎麽辦，看來只有先送四川了，而且要走就得趁早。妻從帶在身邊的小包裏摸出一個圈著橡皮筋的信封袋，裏面是百十來元錢。我們分了工，我管買車票和通知四川家裏。
四天以後，我們在火車站會合。妻抱著兒子，兒子裹在大毛巾裏，臉上籠一條紗巾，擋日頭。揭開紗巾，小傢夥正在睡，淡淡的眉毛挽著淺淺的結，在發什麽愁？小手握著拳，像粉團。小米一旁提著旅行袋、網兜。網兜裏是臉盆、暖瓶、奶瓶、糖瓶、奶粉瓶、果汁瓶、茶缸、煉乳罐頭，還有一撂尿片──小米把家裏的舊床單撕了，等等，一路叮叮叮當當響。妻告訴我，她一點兒奶水都沒有。
……
這些往事我們還從來沒跟兒女說起過，留著以後說給孫子聽了，就怕他聽不懂，那就讓他奶奶慢慢給他作箋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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