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啟示錄 —— 賈樟柯眼裡的

　　青年文化、反叛文化、城市文化、北京文化

　　我們都很擔心賈樟柯。

　　我們是那些來自鄉村、縣城的兄弟們，自以為和他很親近的人，不是人際關係，是人心的感覺。他把這一代人的生活體驗和感受投射到了銀幕上，血脈相連，同聲共氣。《小武》、《站台》、《任逍遙》這些作品對一代青年成長經驗的記錄價值可能已經超出了它們的藝術價值。

　　破破爛爛的“縣城”從未如此神采奕奕、青春飛揚過。這個介於真正的大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結構單元，是整個國家城市化進程的前線和中轉站，裡面前赴後繼的人們有著所有中國人的影子。

　　當來到城市邊緣時，賈樟柯的鏡頭第一次出現了凝固的感覺(《世界》)；當他再次回到縣城時，人和事都活了過來(《三峽好人》)。“縣城”是他電影的真正主角。

　　所以，這次談了很多關於縣城的東西，也以此為基點對比了很多我們無從把握的東西。其中一個是縣城青年的“突襲”。“突襲”可以很快到達目的地，獲得新鮮和刺激，然後又很快地退回安樂窩，安全快捷，不留後患。我想這種“突襲”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顆溫暖膽怯的心，本能的慾望被大環境鉗制著，但仍會找機會去滿足一下。有著“突襲”特徵的不只是縣城的兄弟們。

　　我們擔心賈樟柯，是因為怕他走出青春的漩渦之後無以為繼。朋友說，他很像侯孝賢，侯拍《風櫃裡來的人》、《戀戀風塵》然後去拍了《戲夢人生》、《悲情城市》，賈呢？

　　城市畫報：你出生在1970年，經歷了當代青年文化從產生到分流的過程，有哪些印象？賈樟柯：我是泡在錄像廳裡長大的，可以說親身經歷了這個從生根、發芽到長大到看不清楚的過程(笑)。我覺得經歷了幾個階段：

　　早期青年文化是和大眾流行文化結合在一起的。1977年我讀小學時，基本上還是革命文藝盛行的時候，根本沒有流行文化。之後隨著我長大慢慢就有了電視，有了電視就有了春節晚會、《霍元甲》和《血疑》，後來又有了走私的錄音機，有了錄音機就有了鄧麗君、劉文正和張帝。初中高中的時候，就開始有了錄像廳，成龍的、張徹導演的、吳宇森的、徐克的電影進來了，那時候我開始天天泡在錄像廳。整個流行文化或者說青年文化就這樣出現了，作為對革命文藝的一個反叛，它很快得到了我這樣的青少年的追捧。這個大眾流行文化興起的階段，也是一個社會主流思想解凍的年代。像我老家汾陽這樣一個山西小城裡，新華書店裡到處是尼采、叔本華、弗洛伊德這些人的哲學書籍。當時是沒有非主流文化這種說法的，因為上面提到的這些流行文化/青年文化都是社會的主流文化脈動，經濟改革需要文化上的呼應，所以當時的主流社會文化也強調探索和實驗。那時候如果你保守的話你才是非主流。青年文化和大眾流行文化就這樣摻和在一起，又一起被裹挾在整個社會的泥石流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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