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瞬間——書寫傳奇。1981年世界盃給了中國女排這樣的機會。

　　　　「傳奇」背後，是中國人振興「三大球」的狂熱夢想，但這背後，更是一個民族在自信心逼近低谷時的強烈反彈。女排精神成為振奮「文革」後中國人民的強心針，成為激勵12億人的精神源泉。於是，體育比賽的勝者成為了民族英雄，打球成了「國家大事」

　　　　「三大球不出線，我死不瞑目！」「文革」結束後，實現賀龍元帥的希望，成為中國體育界的頭等大事。

　　　　1976年6月——賀龍逝世7年時，袁偉民出任中國女排的教練。「五連冠」和「國家精神」的傳奇由此誕生。而這位出生於1939年的前男排國手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八年後，他成了中國體育界的最高領導。

　　　　當然，傳奇的開始是痛苦的。在福建漳州排球基地的草棚裡，女排姑娘們承受著近乎殘酷的訓練。陪伴她們的還有中國男排——為在逆境中求生存，男女排從那時起就在訓練中落實了「三從一大」(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的原則。

　　　　改革元年，中國男、女排分別取得了世錦賽第7名和第6名的成績。1979年的亞錦賽上，中國女排戰勝了亞洲霸主日本隊，奪得冠軍。排球精神的種子由此埋下，在簡陋的運動場裡，你可以感受到排球熱的逐漸升級。

　　　　凡人為何瞬間成「神」

　　　　鄧穎超發表題為《各行各業都來學習女排精神》的文章，「女排精神」由此叫響

　　　　1981年，正值「三大球打翻身戰」的關鍵時刻——中國男足備戰世界盃預選賽，女排也將參加日本世界盃的比賽。當時在原國家體委宣傳司供職的魯光接到任務，到兩隊考察備戰情況，「打不出來，也要給全國人民有個交代」。

　　　　根據女排訓練事跡，魯光完成了報告文學《中國姑娘》。十幾天後，此文藉著女排獲得世界冠軍的熱浪一炮而紅。

　　　　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屆女排世界盃的決賽開始，中國隊對東道主日本隊。在主場球迷震耳欲聾的吶喊聲中，中國姑娘以3︰2艱難獲勝。

　　　　最後一個球落地，姑娘們抱頭痛哭。守在收音機和電視機前的中國人更是血脈賁張。人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徹夜高呼「中國萬歲，女排萬歲！」此前，只有帝王和偉大領袖能享受到「萬歲」的殊榮。

　　　　而第二年男足在附加賽中負於新西蘭，失去了離世界盃最近的一次機會。原本為寫男足定下的題目《中國男子漢》，改成了描述女排教練袁偉民的故事。

　　　　「如果男足衝出去，影響力也許會更大。」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魯光說。也因為中國女排在「三大球」中獨樹一幟，讓這個傳奇順理成章。

　　　　比賽頒獎典禮未畢，國家體委、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等單位的賀電已至球隊。賀電還轉達了高層將授予女排為「全國新長征突擊隊標兵」和「全國『三八』紅旗集體標兵」光榮稱號的決定。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裡，兩個榮譽的份量是今天難以想像的。

　　　　第二天，國內幾乎所有報紙的頭版都在渲染女排奪冠。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啟用了鮮紅色的大標題：「刻苦鍛煉 頑強戰鬥 七戰七捷 為國爭光——中國女排首次榮獲世界冠軍」。文章旁邊還配發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學習女排，振興中華——中國贏了》。「用中國女排的這種精神去搞現代化建設，何愁現代化不能實現？」——體育比賽的勝利，上升到了激勵整個民族精神的高度。

　　　　《人民日報》頭版的其他位置，被女排教練和隊員的照片佔據。此前，中國的大多數人對這個集體並無太多瞭解，這一天後，他們成了新中國人盡皆知的民族英雄。

　　　　而在同天的《體育報》上，時任婦聯主席的鄧穎超發表了題為《各行各業都來學習女排精神》的文章。她在文中疾呼:「各行各業的人民群眾都要學習中國女排精神，樹立遠大的志向，發揚腳踏實地、苦幹實幹的作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將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奮勇拚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響。

　　　　這些民族英雄從日本榮歸故里時，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萬里、習仲勳、楊靜仁親自到機場迎接，榮高棠等體委的領導人都只能擠在接機隊伍後排。

　　　　此後的一個月，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沉浸在女排勝利的狂喜中，各大媒體儼然成了排球專刊。那些本來普通的女孩，在人民大會堂開了慶功會，到各部委機關作了報告。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11月28日，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新長征突擊手」和「先進團支部」代表的典禮上。儀式開始前，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李先念先請上孫晉芳和郎平，拉著她們的手，對女排讚不絕口。然後，李先念發表講話，「勉勵青年向女排學習，走在兩個精神文明建設的前頭」。

　　　　「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中國正逢改革開放之初，亟需強化一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王延輝說，當時他還是國家男排的一名運動員，有更深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