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新中國體育回溯系列(二)

　　　　一種體育意志如何上升為了國家精神？

　　　　新中國體育，經歷了初期的甦醒和萌動後，在其後20年又遭遇了被迫蟄伏與突然登天的巨大反差。

　　　　在最高領導人及社會輿論的引導下，被「文革」停滯和打碎了的民族自信心，通過體育競賽的勝利，瞬間將全國人民的情緒點燃至沸點。體育，尤其是競技體育，從此在中國成為事關政治、外交、民心所向、民族團結等諸多複雜因素的結合體。

　　　　這其中，中國女排從人到神的經歷，最為貼切地體現了這一特色。

　　　　乒乓球如何轉動了地球

　　　　在新中國初期，面對外部世界的敵意和排斥，體育擔當了超越其自身的職能，幾乎任何重大的體育比賽背後，都事關國家的政治主張和外交關係。面對賽事，做、不做、如何做，都成了從上到下相關部門需要審慎考量的事件。

　　　　「乒乓外交」就是當年打開沉重國門的第一個成功的體育嘗試

　　　　1971年3月15日深夜11點多，一陣緊促的敲門聲驚醒了睡夢中的魯光。還沒來得及睜開眼睛，就聽到屋外人喊道：「趕快到南三樓集合。」

　　　　這位後來因報告文學《中國姑娘》一炮而紅的作家，當時是國家體委宣傳司的一名工作人員。這是他從五七干校回到體委之後，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做31屆世乒賽代表團的秘書。

　　　　1971年初，國家體委大院還處於軍事管制之下。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授意下，文革中受波及最大的乒乓球隊開始恢復訓練。文革的陰影尚在，但清脆的乒乓聲響，還是打破了一些沉鬱的氛圍。

　　　　「冒死」參賽日本

　　　　「上飛機前，所有人心想為國捐軀的時候到了」

　　　　魯光急忙穿衣下樓，快步趕到會場，代表團的成員已全體到齊。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親自主持會議。韓念龍說，自己也剛剛接到總理電話，讓大家再次商量一下，究竟要不要去參賽。

　　　　「中國將要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世乒賽」的消息早在2月份就公佈在了《人民日報》上。可是，在備戰期間，關於究竟要否參賽的爭議還一直未停息過。出發在即，這樣的討論再次被鄭重其事地提上了日程。

　　　　代表團成員個個面露難色，據魯光回憶，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派認為當時國內政治過於敏感，還是不參賽為好；另一派則堅持，既然已經答應了日本乒協，就應該信守承諾，按時參賽。爭執不下，會議一直持續到了後半夜。

　　　　最後，應總理的指示，代表團一起來到人民大會堂匯報討論結果。聽取了各方匯報後，總理當即拍板，「權衡左右，我們還是應該去參加」。並連夜給毛主席寫了一封1500餘字的請示信。

　　　　第二天，即收到毛澤東批示，「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主席這樣的語詞並非虛張聲勢。日本右翼影響頗大，特別是1970年11月，日本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剖腹，引起轟動。在中國參賽之前，右翼人士也公然挑釁，「敢來日本參賽，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乒乓名宿梁戈亮向《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回憶說。

　　　　接下來，是具體安排參賽的細節。「不突出政治，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總理為本次世乒賽定下的總基調。但是政治立場也必須鮮明，「比賽中遇到美國支持的朗諾集團，中國隊將拒絕比賽」。

　　　　臨行前，每一個細節都細心準備，連要不要帶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這樣的問題，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最後，按照總理的要求，「下了飛機，就不要戴毛主席語錄了，一些小的像章可以戴，大的不要戴了」。

　　　　臨行前，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握著魯光的手，總理囑咐道：「萬一有閃失，你們工作人員一定要衝在前面。」

　　　　3月17日，代表團開赴廣州，轉機前往日本。離開北京前，大家都紛紛跟家裡托付了後事。「在廣州，我們受到了廣州軍區領導的親自接見，並且為我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梁戈亮說：「上飛機之前，還組織我們看了《上甘嶺》，所有人都熱血沸騰，心裡想著為國捐軀的時候到了」。

　　　　按照總理事先的安排，為以防萬一，代表團成員分乘德航和加航的飛機前往。梁戈亮說，當時很深切地感受到了什麼叫「前赴後繼」。兩家航空公司看中了中國未來巨大的市場，都非常重視，親自派經理壓陣。起飛前，已想好了對策，一旦飛機出現意外，絕不在台灣降落，直飛上海或者香港。

　　　　承載國人的重托，這些剛剛經歷了紅色文化大革命「洗禮」的青年人，作為先頭兵，衝出了重重鐵幕，亮相在世人面前。

　　　　驚心動魄的日本之旅

　　　　代表團每個房間門口都端坐著一名警察，時刻守護

　　　　從走下飛機的那一刻起，中國代表團一行60餘人的隊伍，就成了記者們追逐的焦點。全世界睜大好奇的眼睛，審視著這群走出封閉國門，重新亮相的年輕人。

　　　　中國隊所到之處，總是一隊記者相隨。魯光在代表團裡分管宣傳、禮品和保衛工作。每天都要應付記者的熱情「騷擾」。敏感的記者們對他們說，你們中國代表團要麼不發生新聞，要麼就是大新聞，抓住了我們就可以提薪，抓不住可就要丟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