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16日，在伊朗、日本等國努力下，亞運會理事會恢復了與亞運會聯合會斷絕20多年關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這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進入各個國際體育組織和國際奧委會奠定了基礎。

　　首次亮相

　　“文革期間，能參加亞運會，就是我們政治上的突破”

　　1974年9月1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走進德黑蘭亞運會開幕式會場時，得到全場觀眾最熱烈的掌聲。走在隊伍中間的男子游泳隊隊員林森林心情卻很複雜。

　　一周前，抵達德黑蘭進行適應性訓練的林森林被告知，游泳隊不能參加此次亞運會的比賽——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雖然恢復了在亞運會聯合會的合法地位，但還沒有加入國際單項體育組織。按照規定，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的非會員不能與會員國進行比賽，否則會員國就會受到處罰。

　　北京動用一切力量與國際泳聯進行協商。代表團團長趙正洪拿捏形勢後，公開表示：“為了尊重亞洲各國和地區的游泳界，特別是為了尊重東道國伊朗……我們決定游泳隊暫不參加這屆亞運會的游泳比賽。”

　　這份聲明既給國際泳聯增添了一些壓力，也爭取到了很多國家的同情與支持——一些國際友好人士紛紛出面協調。最終，在比賽臨近開始前，林森林接到了領隊穆祥豪“又可以參賽”的通知。

　　“在文革期間，能參加亞運會，本身就是我們政治上的一個突破。”“中國奧委會”前秘書長魏紀中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亞運會上，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的鬥爭延伸到體育賽場上。科威特、伊拉克等國的運動員拒絕與以色列運動員同場比賽。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感謝阿拉伯國家對其重返亞運會的支持，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阿拉伯世界。跳高選手吳浮山在領獎台上拒絕與金牌獲得者、以色列選手烏·阿勃拉英雄茲握手；而許默林、張榮華則拒絕在網球混雙決賽中與以色列運動員比賽。

　　霍英東的“推手”

　　中國缺少一個能在國際上為其“穿針引線”的帶頭者

　　1974年鄧小平領導國家體委之後，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在國際奧委會及各單項組織中的合法席位被納入日程。

　　但由於還沒得到大多數國際體育組織的接納，很多重要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無法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缺少一個能在國際上為自己“穿針引線”的帶頭者。

　　這時，來自香港的商界名宿霍英東利用自己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廣泛接觸和雄厚財力，成為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打開世界大門的一隻“推手”。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在國際上認識的人不多，錢也不多，因此在國外很多都要靠霍英東先生照顧。”“中國奧委會”前秘書長魏紀中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魏紀中等國家體委的有關工作人員到國外與國際體育界領導進行協商時，霍英東經常陪同前往，如果自己去不了，還派別人隨行，並宴請那些官員。

　　1974年，一些亞洲單項體育組織在德黑蘭舉行大會，其中包括亞洲足協年會。時任香港足協會長的霍英東，曾在此前的法蘭克福國際足協聯年會上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但被否決，於是他決定這次從亞洲足協年會入手，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會籍問題。

　　會議期間，在伊朗政府幫助下，他讓長子霍震霆等人巧妙地支開了與會的兩名台灣代表，為“中國入會”等議程在會上爭取到寶貴的支持票比例，最終獲得通過。等兩名台灣代表弄清是怎麼回事時，會議已經結束了。霍英東回憶道，“結果是28票對7票，剛剛3/4的代表通過。若台灣代表在場，就不足3/4票數。真是很危險！”

　　就這樣，在德黑蘭亞運會召開期間，8個項目的亞洲單項體育組織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會員。

　　“奧運模式”成突破

　　台灣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條件下可參加國際奧委會

　　這同時，國家體委的六七個工作人員也充分利用時機，努力對國際體育組織的委員展開外交攻勢。這批人包括時任“中國奧委會”秘書長的宋中，後來的國際奧委會副主席何振梁、“中國奧委會”副主席樓大鵬、亞洲田聯副主席屠銘德和魏紀中等。

　　最忙的時候，宋中一年之中走訪了38個國家。

　　他們有一定的分工。魏紀中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解釋道，“一般走兩條路線，一種是公開的，一種是隱蔽的。其中屠銘德和何振梁是一個類型，走『上層』路線，比如談判。”而魏紀中則比較側重“基層工作”，也就是“政治談判下面的鋪墊工作”。

　　一開始四處碰壁。國際田徑聯合會主席艾克賽特勳爵甚至一見面就對魏紀中說，“只談體育，不要與我講政治。”

　　1979年元旦，葉劍英元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這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育政策從“有你無我、有我無你”轉為有可能允許“台灣奧委會”繼續留在國際奧委會。

　　在這個背景下，1979年8月，時任“中國自行車協會”秘書長的魏紀中與香港自行車協會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蘭國際自行車聯合會會議。他們在一個小咖啡館裡約見國際自聯秘書長，向招待員要了紙筆就匆忙地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問題的提案。

　　最後，三人敲定最終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灣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條件下可參加國際自聯。可以說，這個提案基本上是“奧運模式”的雛形，也是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恢復國際奧委會席位模式的首次嘗試。

　　“實際上有點冒險——國際奧委會方面還沒允許這個模式，我們就先提了，這也是一個突破。”魏紀中說。

　　接著，魏紀中和霍震霆分別找各國代表做工作，“大力推銷”香港提案，而台灣方面也四處送禮、請客，會外遊說十分緊張。

　　會議當天，霍震霆一個人在會場內“舌戰群儒”，魏紀中則由於不是會員只能在會場外焦急等待。最後宣佈結果時，霍震霆嚇出了一身冷汗——提案以一票的微弱優勢獲得通過。

　　台灣代表退場抗議，魏紀中則代表“中國自行車協會”在掌聲中進入會場，坐在新添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上。那是1979年8月31日當地時間下午五點半，“這一時刻我永生難忘”，魏紀中說。

　　一個多月後，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按照“奧運模式”的原則，通過了恢復“中國奧委會”合法席位的決議，並順利解決了台灣的奧委會會籍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終於在70年代末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進入走向輝煌的8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