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籌拍了台灣第一部在國際獲獎影片《悲情城市》，他也是張藝謀走向國際的重要推手

　　2008年7月之後，兩岸人期盼已久的“三通”將變成事實，而對於台灣電影人來說，它卻晚來了十多年。如今台灣電影界已處於弱勢，面對大陸電影界時，難以爭取平起平坐的待遇，甚至失去了發球權。其中，“中國兩岸影藝協會”的理事長邱復生應該感觸最深。

　　邱復生在台灣有“媒體大亨”之稱，從上個世紀80年代便已是影響台灣媒體發展的先驅人物。他素來以“善於觀察趨勢”著稱，當台灣的同行都只關心兩個月後發生的事情時，他已看到了兩年後將發生的，故常有領先潮流的創新之舉。

　　我曾經在邱復生任董事長的年代集團電影部門做過事，親身領略，其思考模式的確超前很多。在80年代中後期，年代公司因為引進TVB港劇錄像帶的台灣代理權而成為台灣的首席錄像帶供貨商，後來又取得迪斯尼電影的錄像帶獨家代理權，更加如虎添翼。當時，國民黨政府在1987年7月中旬宣佈“解除戒嚴”，接著又宣佈解除“黨禁、報禁”；到了11月正式開放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一連串的大動作讓邱復生嗅到“兩岸”是個關鍵詞。他感到“電影”是一個可以著力的突破口，於是迅速將年代集團的發展重心轉向了“兩岸電影交流”。

　　1988年，年代公司開始籌拍第一部直接碰觸“2·28事件”政治禁忌的電影《悲情城市》，並且讓此片在1989年4月搶先赴廈門拍攝外景，雖然鏡頭不多，但已創造了歷史。

　　《悲情城市》在1989年的威尼斯電影節勇奪金獅獎，再一次創造了台灣電影的歷史。當時，著名導演謝晉正好是威尼斯電影節的評委之一，這使《悲情城市》獲獎得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也使邱復生進一步加強進軍大陸電影市場的企圖心。

　　1990年1月，邱復生發起成立“中國兩岸影藝協會”，並擔任首屆理事長。這是台灣電影界成立的第一個兩岸交流團體，充當起文化交流打前鋒的任務。另外，他還在香港成立年代電影公司，眼疾手快地以“香港年代”的名義跟張藝謀簽下了兩部片約(因當時台灣政府禁止兩岸直接合作拍片)，以他個人建立的在國際影視市場網絡將本來只屬於中國的張藝謀推向世界。

　　第一部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邱復生特意找來侯孝賢掛名監製一職，成功製造了“兩岸國際名導首度攜手合作”的轟動話題。後來成為好萊塢投資拍攝華語電影重要推手的哥倫比亞(亞洲)公司常務董事的芭芭拉·羅賓遜，當時正在年代國際公司任職，就是負責《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國際銷售事務。此片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和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使張藝謀從此走紅國際影壇。兩年後，張藝謀再為年代執導了《活著》，又為葛優拿下了戛納電影節的影帝，堪稱成果輝煌。

　　邱復生的銀色事業當然不止如此，他看上的是廣大的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當時，汪辜的兩岸會談正如火如荼，氣氛十分融洽，眼看攜手共創雙贏的局面馬上就要出現，邱復生因此運作“中國兩岸影藝協會”的動作也越發積極。在台灣“新聞局”的支持下，1992年2月，由台灣的中國兩岸影藝協會和大陸的中華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會共同在北京舉辦了“海峽兩岸影藝界交流座談會”，這是兩岸就影藝問題第一次在大陸開展的正式交流活動。

　　其後在1993年和1995年，又連續舉辦了兩屆“海峽兩岸電影展”，雙方各拿出幾部優秀作品到對岸的3個城市進行巡迴展，同時還派出十多人的代表團互訪，趁機宣傳造勢。我作為代表團的團員之一，目睹了大陸觀眾對《推手》《稻草人》等台灣影片表現出來的熱情。假如當年台灣電影真的可以正式“登陸”，之後十多年的台灣電影史也許就要重寫了。

　　可惜，邱復生千算萬算，也算不到李登輝會提出一個不合時宜的“兩國論”，此論一出，兩岸關係登時回到冰點，過去多年所做的融冰工作算白做了。

　　邱復生也從此放棄了電影，將全副精神轉投到當時台灣剛剛崛起的有線電視台業務上，於是有了日後的TVBS王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