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倚仗堅船利炮來到東方，在侵略的同時帶來了先進的器物、科技、制度乃至某些更有吸引力的文化。對侵略的憤恨與對先進事物的嚮往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長期以來中國人矛盾心理的基礎

　　★ 文/莫之許

　　既反對侵略，也拒絕承認先進的誘惑；幻想回到那個既沒有侵略也沒有感受到落後的時代中，一直是部分人的夢想。義和團是這種幻想最集中的實踐者。100多年過去了，中國已經慢慢學會在一種相互依存的國際關係中生存與發展，在改革開放年代裡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似乎不應該如此狹隘。那麼，近日的抵制家樂福行動，體現的是怎樣一種情緒呢？

　　已經有不少人指出，這種對西方的敵意，部分來自於陳舊的意識形態教育，部分來自於不充分乃至片面的信息獲取。近年來，在陳舊意識形態教育的基礎之上，一種我稱之為商業民族主義的東西開始大行其道，從《中國可以說不》到《貨幣戰爭》，從某些中國媒體的報道，對外部世界的信息加以精心裁減後再商業化傳播，這種手法擁有了極大的受眾。在這樣的信息之下，敵意和不信任的氣氛在相當群體中蔓延，一遇特殊事件，這種情緒就會爆發開來。我認為，相當多的青年抵制者是受這種非理性情緒所支配的。

　　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我注意到，包括張朝陽這樣的人士也贊成抵制。這表明，除了非理性的情緒之外，還有被人忽略的因素。我認為，這個因素就是那種迫切地要求西方正視自己的心理需求——集中體現在海外華人和國內主流人士身上。

　　這麼些年來，中國取得了相當的發展與進步，這一成就被某些人誇大為“中國奇跡”，甚至看作是中國必然“崛起”的前奏。於是，在某些人那裡，這種自信和驕傲膨脹為一種過分良好的感覺，似乎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已經相當充分，輪不到別人指手畫腳了。事實上，這些年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更多地體現在經濟和社會領域，而政治和文化領域仍有某些缺陷。而當這種感覺遭遇對中國的一些誤解時，與上述那種非理性的情緒相結合，得出西方世界充滿敵意的結論，就不是什麼值得奇怪的事情了。

　　這種感覺良好的背後，其實隱藏著某些不自信。因為如果有足夠的自信，別人的指責和批評——哪怕是錯誤的，也會成為自身進步的動力；反過來，就是對別人的批評和指責過分敏感。

　　這種驕傲與不自信相混雜的心理，在我看來正是目前一些抵制者的深層心理：正因為不自信始終在心裡湧動而又不願意正視，當別人指出的時候，也就倍加惱怒。

　　可以看出，在這種視角支配下的抵制，並非所謂極端民族主義支配之下的抵制。後者的目標是回到封閉的狀態，而前者的目標指向的是一種新的關係，一種在中國與世界的相互嵌入越發深入的情況下，要求外部世界給予中國更多尊重和理解，更少歧視和偏見的新關係。

　　我承認，這一訴求有其正當的成分，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由於這種訴求建立在非理性的情緒和扭曲的自我認知之上，正當性被大大削弱了。進而，即使存在著某種正當性，抵制的行為與其試圖達到的目標之間，也有著天然的背反關係。抵制所帶來的，恰恰是抵制者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更多的偏見和不尊重。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充分交流瞭解的基礎之上。近年來，雙向的交流得到了極大的增進，但這種交流和瞭解還不夠。為了迎接奧運會，　2006年11月1日，總理溫家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477號”，規定從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這被普遍看作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反過來看，這也表明了外部世界在試圖瞭解中國時，曾經面臨的障礙。

　　在這次事件中，西方媒體的報道招來了很大的憤怒，可是，如果想讓西方媒體的報道客觀公正，唯一的辦法就是給予它們更開放自由地瞭解中國的機會，給予他們與中國同行更深入合作和交流的機會。

　　比之新聞報道，教育、學術、文化、經商、旅遊等雙方普通人之間的日常交流，更能矯正存在於雙方之間的偏見與歧視。如果要讓西方世界拋棄偏見與歧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這種交流更充分。

　　中國的改革發端於經濟領域，外資企業在內的經濟交往一直是這種交流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讓西方拋棄偏見和歧視，更合理的途徑是讓非經濟交往也更加充分，而抵制只會讓原本相對充分的經濟交往受到損害，非南轅北轍而何？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自身也拋棄偏見和歧視的基礎上，如果我們自身對外部世界存有偏見，怎麼可能通過充分的交流改變對方的偏見呢？30年的改革開放，拓展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但這種理解還不夠充分。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的是更多瞭解外部世界，並在此基礎上通過更多的交流來矯正外部世界對我們的偏見和歧視。而抵制，則是放棄對外部世界的理解，這也依舊與追求的目標——反對西方的偏見與歧視——是背道而馳的。 ★

　　(作者為知名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