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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同性婚姻合法: 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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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提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究竟是歷史的必然呢,還是幾位大法官一時興起的偶然選擇?

  這幾天,估計大家的朋友圈都被各種彩虹色的新聞刷屏了吧?雖然美國不是第一個宣佈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但聯邦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卻讓這個超級大國邁出了巨大一步,對於各國彩虹人群的意義都非常重要。毫無疑問,它將會和聯邦法院諸多著名的判決一樣被載入史冊,為后世的歷史、法律研究者所津津樂道。

  然而,同樣是這個判決,又多少顯得有些無奈:5:4的投票結果,意味着只要5位大法官中僅需一人改變主意,判決就會截然不同。而首席大法官羅伯茨閣下的異議意見,也表明了至少有一部分美國人是反對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

  因此,一個問題就值得拿來思考一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究竟是歷史的必然呢,還是幾位大法官一時興起的偶然選擇?

  何為婚姻?

  要討論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婚姻是什麼”。而這一問題,也正是這次爭議的焦點。

  在這次判決書中,大法官們以相當詩性的語言給出了定義:“沒有一種結合比婚姻更加深刻,因為婚姻象徵了對愛情忠貞、奉獻、犧牲和家庭的最高理想。通過組建婚姻關係,兩人都比曾經的自己更加偉大,就像本案中的一些請願者所證明的一樣,婚姻象徵著一份甚至超越死亡的永恆的愛。婚姻的本質是,通過雙方持久的紐帶,兩個人能夠一起找到其他類型的自由,比如表達,親密還有精神上的。無論他們的性取向如何,這些對於所有的人都是合適的。说這些男人和女人們不尊重婚姻的意義,將是一種誤解。相反,他們的情緣表示了他們不僅真的尊重婚姻,更尊重到渴望尋求婚姻來獲得自身的圓滿。他們的願望不應該被責難,而使他們孤獨終老,或被人類文明最古老的制度排斥在外。他們向法律尋求平等的尊嚴,而憲法也賦予他們這份權利。”

  相反,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對於“婚姻”則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他抨擊说,“最高院宣佈超過半數州的婚姻法無效,強制性地改變了一個數百萬年來形成人類社會基礎的社會制度,一個南非布須曼人,中國漢人,迦太基人,阿茲特克人通行的社會制度。我們到底把自己當成誰了?”

  那麼,讓我們回溯歷史長河,看看婚姻之於人類社會,究竟經歷過怎樣的流變?

  通说認為,在上古時期普遍存在着一種“搶婚”的傳統,或者用更直白的話说就是強姦和綁架:青年男子帶上幾個伙伴,將其他部族的漂亮女子用暴力擄走,然后強迫其成為自己的妻子。這種傳統,在今天的絶大多數地區已經蕩然無存,但在希臘神話中還能見到其遺跡(比如冥王哈迪斯搶走了普洛塞庇娜);而在罕見的情況下,比如“伊斯蘭國”(IS)控制下的地區,依然有將異族女子搶來作為戰利品分配的惡習。

  隨着歷史的發展,婚姻變得稍微文明了一些,但實質依然是不需要獲得婚姻當事人(特別是女方)的同意,僅需要其父母、監護人點頭,婚姻即可成立——或者说更像是談成了一樁買賣。無論是我國古代的“三書六禮”還是歐洲古代的“保護人”制度,看似繁瑣嚴密的婚姻制度所掩蓋的不過是雙方對於物質條件的考量,以及對於婚姻當事人情感、權益的漠視。即便今日,這種狀況還存在於一些落后地區,比如印度的婚姻,就受到了種姓制度的干擾,討取高額嫁妝的習俗也讓婚姻沾染了濃厚的銅臭味。

  此外,歷史上有許多地區的婚姻在伴侶人數上是不平等的:男子可以和多名女子同時締結婚約(如我國古代的妻妾制度),而女子則無一例外被規定只能對一名男子忠誠,如果稍有出軌行為則會遭到殘酷的懲罸,甚至為了避免這種風險,人為的限制其日常活動的範圍(如裹小腳、戴面紗等等);一些地區甚至認為女子可以被作為遺産而在兄弟間進行繼承,認為丈夫死后女子有殉葬的道德義務,徹底的物化了女性。

  不僅結婚如此,離婚也經歷了各種奇怪的歷程。在歐洲的一些地區,曾經明確禁止離婚,因為按照宗教上的解釋,“神作之和,人不得離之”,所以不得不搞出了“分居”這種變通的模式。而在中國,離婚的權力僅限於男方所有,所謂的“七出”賦予了男性相當大的特權,即便是以“三不去”加以抗衡,也改變不了婚姻中女性一方的實質性弱勢地位。

  直到進入了20世紀,這些不合理的規定才在世界各國的法律中漸漸消除,當事男女雙方被賦予了婚姻自主權,只需要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無需再獲得其他人的認可就能決定結婚和離婚,讓婚姻復歸於人性的範疇,剝離了附麗其上的宗教、宗族和階層的內容。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壓根就不存在着一種跨越了時空、伴隨着人類文明史而歷久不衰的婚姻制度。相反,正是隨着經濟、科技的發展,人類不斷地摸索着最適合自身、最能體現個人主體意志的婚姻制度,讓婚姻服務於人,而非讓人類充當婚姻制度的演員。

  從這個意義上说,羅伯茨大法官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人類的婚姻制度一直沒有停止過演進。即便是聯邦最高法院,實際上也充當了這種演進中的助推器,如著名的“弗吉尼亞州訴洛文案”(當時弗吉尼亞州的法律禁止黑人和白人結婚,否則視為犯罪行為;聯邦最高法院於1958年做出裁決,認定該法律無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當現有的法律並不能符合民衆的期待,不再體現民衆的意志時,完全應該對其做出修訂,比如同性婚姻合法性的問題;而本次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正是回應了民衆的呼籲,所謂正當其時,並非5位大法官個人意志專斷的結果。

  實際上,美國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運動,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經過了漫長的爭取,包括一系列的訴訟與裁決。更重要的是,許許多多公衆人物的表態,對於同性婚姻的正當性、合理性有了極大的幫助。曾幾何時,同性性行為被視為一種犯罪,或是一種精神上的疾病,即便是將其非罪化之后,它依然被視為是一種不名譽的、見不得光的行為,至少聽起來沒有異性性行為那麼順理成章、理所應當。

  但是,隨着一個個公衆人物的出櫃,社會輿論也開始了潛移默化的轉變,漸漸地發現了同性性行為並沒有那麼罕見,不那麼古怪,更沒有必要將其妖魔化。比如社交媒體“臉譜”的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CNN名嘴安德森·庫珀、“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以及蘋果公司的現任老大庫克,他們公開了自己的性取向,不僅獲得了公衆的尊重與支持,也一次次地抨擊着“同性婚姻不受祝福”的堅冰,給彩虹群體做出了榜樣,讓更多的同志坦白自己的取向,使得美國社會也開始正視這個並不算很小衆群體的合理訴求,最終形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洪流。

  回想一下,從圖靈到勞倫斯,無論最終的判決是否有利於彩虹人群,對於公衆而言都是一個討論與思考的契機,漸漸地産生了從“同性性行為並不應該為法律譴責”到“同性婚姻也應該得到法律的保護”的躍遷,為今日的法律裁決打下了堅實的民意基礎。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對於同性婚姻的合理認識也是如此。當美國的同志群體在興奮的揮舞彩虹旗時,似乎不應該忘記這些為了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而付出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说,聯邦法院的判決也不像是心血來潮的産物,而是水到渠成、順應民意的結果。

  該不該管?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反對該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此事根本不該由最高法院接手,而應該由立法者——也就是美國國會,通過修改、制定法律的做法加以解決,這個判決實質上是越權了。

  在美國的法制史上,“馬伯裏訴麥迪遜案”家喻戶曉,從中不難看出聯邦最高法院對於自身權力的謹慎和謙虛,輕易不願代替國會和總統作出裁決。然而,衆所周知的是,美國的立法程序相當冗長,往往還受制於兩黨意見的分歧而久拖不決,一個法案從醞釀到總統簽署,花個幾年時間是相當正常的事情。

  但是,美國同性婚姻合法性的問題卻已經是迫在眉睫,沒時間再等下去了。美國已經出現過同性伴侶因為不能繼承遺産而入稟法院的案例,更多的彩虹團體還在遭遇着人身、財産上的歧視待遇(如不能以配偶身份獲得綠卡,不能在繳稅時以家庭為單位計算扣除等等),讓他們繼續等待遙遙無期的國會立法,似乎太過殘忍。“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從這一點上说,美國聯邦法院擔負起修正法律規定的重任是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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