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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該是什麼關係?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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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提示:當一個國家的政府權力過度干預經濟運行時,勢必會扭曲市場機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資本一旦綁架權力,權力就會異化為個人牟取私利的工具。

  “社會轉型”這一概念很好地描述了中國所發生的整體性、根本性的社會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進行的社會轉型本身即是社會制度的創新,它是中國曆史上規模空前的制度變遷過程,傳統中國的士農工商的關係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商人在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遷中開始扮演着一個前所未有的角色。美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曾經這樣描述歷史上的中國商人地位,“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商人沒有佔據主要地位,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台詞……”

  改變官商地位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加快。中國開始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與此同時,轉型中國也面臨着一系列發展問題的挑戰。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求,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等新的發展態勢。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工作時認為,“我國要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在對中國改革開放36年經濟、社會發展總結的基礎上提出的新判斷。面對快速的經濟下行壓力,如何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要實現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的新發展,中國政府認識到,必須通過全面深化中國經濟、社會的各項改革。

  2013年11月15日,在十八大結束后整整一周年的時刻,舉世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頒佈,其中,給我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全會強調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此,當務之急是,中國能否盡快政府轉變職能,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型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建立新型政商關係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所謂政商關係,是政府(包括國有企業)與私人商業間的關係。理想的政商關係應該是基於法律的、透明的、清廉的、平等的、相互支持的關係。經濟新常態下,能否構建適應經濟、社會“新生態”的新型政商關係,能否改變中國以裙帶為基礎的、以追逐壟斷租金為目的的、以權錢交易為形式的、非平等的政商關係,將直接影響到執政黨為中國所描述的兩個百年目標的實現。

  新型政商關係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長期以來,我國傳統的政商關係常常表現為政商之間的“親密無間”。這種“親密無間”的關係往往導致諸多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的問題發生。一系列腐敗案件頻頻曝出,反映出建立新型政商關係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從中國的歷史看,帝制國家由於權力的高度集中壟斷,中國始終未能發展出一種良性的政商關係。清末的大商人胡雪岩等就是一個典型紅頂商人的例證。企業家馮侖在其《跨越歷史的河流》中對政商關係有過深刻表述,“這從來都是商業發展中的一大難題。政府手中掌握着國家公權力,在進行社會公共管理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幹涉到企業的發展。小小的企業在政府面前絶對是弱勢群體。”

  也正因為此,商業在中國長期受到各種制度和權力的抑制,因此也影響到近代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而從亞洲經濟發展的歷史觀察,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建立在裙帶基礎上的政商關係,也是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一國能否建立起一種新型的政商關係,直接影響到國家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

  給市場空間

  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的政府權力過度干預經濟運行時,勢必會扭曲市場機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資本一旦綁架權力,權力就會異化為個人牟取私利的工具。十八大以來,中國面臨貪腐問題的嚴峻挑戰,很大的原因是行政權力任性行使的結果。隨着政府職能轉變以及全面依法治國戰略佈局的深入推進,重塑透明、公平、公正的新型政商關係漸漸成為政府、社會和公衆的基本共識。如何在簡政放權的同時,不斷健全“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與“負面清單”制度,充分厘清政府和企業的邊界,使理想型的政商關係得以盡快建立,就成為中國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建立新型的政商關係對於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産生絶決定性影響。1992年以來,中國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並沒有同步推進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協調發展。今天,建立新型政商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緊迫。

  如何構建平等和諧、法治化的新型政商關係,需要將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建立在法治關係的基礎上。“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麼是高壓線,想都不要想,一觸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線。2015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省代表團審議工作報告時如此強調。

  未來,我們所要建立的新型政商關係,一定是充分厘清政商邊界。為此,中國將通過零容忍的反腐敗重新凈化各類企業的競爭環境。中國經濟社會進入新常態要求我們,必須學習面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各類突出的經濟社會問題,學會以問題為導向,進一步改革行政體制,規範政府職能。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從轉變政府職能到規範政府職能,應當是“十三五”期間我國政府改革的重要內容。

  如何認識十八大后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現實,新常態概念的提出為我們認識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新常態下的中國,如何迎接由此帶來的新挑戰,對中國政府、企業和社會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面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常態,我們無法選擇迴避,只有積極主動地應對轉型中國複雜形勢的挑戰,盡快建立起新型的政商關係,進一步明確各類企業在市場經濟中主體地位,才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進行資源整合的作用。(作者為上海政法學院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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