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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捐獻器官有多難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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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記者|楊 江

  2015年1月1日起,中國把停止利用死囚器官開展器官移植手術,作為最新的目標,來自公民自願捐獻的器官,將成為我國器官移植手術的最主要器官來源。

  中國器官自願捐獻事業起步晚,但進步明顯,自願捐贈器官的數量在2014年出現了猛增,全年捐獻達到1400多例,上海市截至2015年3月20日,共産生自願捐獻79例。數據顯示,2013年時上海市自願器官捐獻還只有5例,但到了2014年躍升至55例,今年截至3月底已經有19例,上海市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主任湯兆祥預計,2015年的捐獻數量將超過2014年。

  其實,論數字,上海的器官自願捐獻數在全國並不多,甚至可以说是與其城市的地位不匹配,遠遠落后於浙江、廣東等地。但考量中國的器官捐獻與分配工作,卻不能繞開上海。

  中國器官自願捐獻與移植體系參考了國外很多好的經驗,但由於建立不久,再加上中國環境複雜,新的系統需要更多的完善。器官自願捐獻與移植系統之於中國,就像一個移植器官之於新的身體,在中國運轉還要經歷“排異”關。

  器官緊缺加劇

  上海仁濟醫院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器官移植醫院,肝臟外科在全國處於領先水平,該科科主任兼醫院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PO)成員夏強告訴《新民周刊》,我國器官移植政策的變化確實給醫院帶來了一定的壓力,“排隊現象在加劇”。

  而這樣的狀況在上海的長征醫院、中山醫院都同樣存在,中山醫院泌尿科主任醫師、上海市器官移植重點實驗室主任朱同玉说,該院患者排隊等待器官平均需要5年,而長征醫院器官移植科的醫生張雷反映該院現在排隊等待器官的病人至少四五百人,一些病人已經等待了十多年。

  我國2010年開始推動器官捐獻工作,當年3月,在天津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隨后一些地區開始部署器官自願捐獻工作,但上海由於一些特殊原因直到2011年底才逐漸開始推動,因此較浙江、廣東等地區而言,上海真正的起步工作比較晚。

  對於死囚器官利用的問題,目前爭議較大,典型的觀點如第二軍醫大學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華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所持的那樣,認為死囚也有權利自願捐獻,可以納入自願捐獻體系,只要法制化,公開透明即可,不宜一刀切叫停。

  張雷估計,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2年以后醫院的移植手術量能夠恢復到2002年左右的水平,當時,全國器官移植手術量約1萬例,“2013年全國自願捐獻700例,去年翻番到了1400例,但這樣的推測是建立在現有體系健康蓬勃發展的基礎上,OPO現在看來發展不錯,但明后年會否繼續保持這種良好的態勢,是未知的,而且發展還可能會遇到瓶頸期。”

  來自長征醫院的數據反映,較之死囚器官比例的不斷下降,這幾年,來自DCD(心臟死亡器官捐獻)的捐獻快速上升,親屬活體捐獻穩步上升,2013年DCD車禍捐獻的比例就已超過了死囚的捐獻,2014年,長征醫院開展了154例腎移植手術,有60例左右來自DCD,還有一部分是親屬捐獻。

  何時才能彌補缺口難以判斷。病人的數量是在上升的,自願捐獻的上升幅度沒有死囚器官利用下降的幅度大,差距肯定拉得越來愈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家醫院只能根據自身的醫療特點想辦法盡量彌補缺口。

  夏強認為,以仁濟醫院為例,現在能做的就是加強器官捐獻的動員力度,提高公民自願捐獻率,以及開展親屬間的活體移植。

  運動員兼球證?

  “画虎不能画成犬”,這是中山醫院泌尿科主任醫師朱同玉的提醒。“一般一座城市有一個OPO就夠了。”根據他的了解,美國一般一個州只設一個OPO,而且這個OPO不隸屬於任何醫院,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捐獻者到OPO捐獻器官后,分配到全州所有醫院,分配過程接受社會的監督。

  “OPO一定要與移植醫院脫鈎,既當運動員又當球證是不合適的。技術上可以依靠醫院,但管理上不能屬於醫院。”朱同玉说。

  目前我國在各個開展移植手術的醫院內設置OPO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接受相關部門與衛生部門的監管,但工作人員與日常運行管理人員則來自醫院內部。

  就分配而言,朱同玉透露,目前尚未完全實現全國分配的理想狀態,“有些醫院一年能分配到兩百個器官,而有些醫院卻少得可憐?現在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移植手術量與醫院整體的技術水平關係不大,主要看醫院自己OPO的工作情況,這與國際公認的分配方式還有一定的距離,當然這樣的現狀不利於患者。。這樣的現狀不利於患者。我也希望我們能迅速跨過OPO發展的初級階段,逐步與國際接軌”。

  實際情況是,器官的全國分配還停留在理論上,操作中遵循“地理優先”,簡單點说,醫院獲取的自願捐獻器官,優先用於自己醫院的手術。

  朱同玉認為,制度還不完善,“漏洞還在,一個醫院有自己的OPO,會希望把器官資源留在本院”。

  張雷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早期階段,一個系統的可行性、合理性和合法性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才能逐漸去發展。“全上海設立一個OPO是最終的理想,我們當然希望國家建立一個大的器官資源庫,這最理想,但不現實,現在只能依托現有的移植醫院,以點帶面,慢慢做起來。”

  夏強也認為,上海建立一個OPO專職中心目前來看並不現實,他提出了一個技術上的考慮。“現在每家醫院都在開展自己的手術,我們在系統上看到匹配的器官,不是本院的基本不敢用,因為器官不是商品可以隨便流通,與很多技術因素有關,既當球證又當運動員有行業的特殊性。”

  不過,夏強認為OPO系統還應該更靈活,需要完善。分配的公開、公平、公正是器官資源捐獻的基礎,但計算機是死的,人是活的,“比如一個病人我們前一天聯繫他時情況很好,今天匹配到他,但卻找不到他人,或者他今天的條件不適合做手術,怎麼辦?這樣情況下二次分配怎麼開展?”夏強強調,“系統分配是一切的基礎,不能允許人為操作,但這個系統還有很大完善空間,要做手術的一剎那,會有很多變數,怎麼在優先的時間內重新分配,對我們來说是新的問題”。

  “當然,完善需要一個過程。”夏強補充说。

  OPO活力有待激活

  張雷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國探索器官捐獻的這條道路是成功的,畢竟,三年前我們還很難想象會有現在一年一千多例的捐獻量。“這三年來的發展狀況,我認為是好於預期的。關鍵是現在我們開始重視這項工作,激發OPO的積極性。”

  張雷直言不諱地表示,現在的OPO活力不夠。“器官捐獻工作能不能做得好,最終都是落實在一個個具體案例上的, OPO有沒有這樣的工作熱情和效率,直接決定了效果。按照百萬人口捐獻率算,上海從2013年的百萬分之0.25提高到去年的百分之2.5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如果達到百萬分之10,在華人地區已經很好了,浙江等地已經達到,這说明上海的OPO活力還沒有完全被激發出來。”

  仁濟醫院副院長聞大翔對此亦有體會,在上海截至目前的79例自願捐獻中,52例來自仁濟醫院OPO,仁濟的經驗是,醫院高層的重視與建立一支專業、敬業的團隊。

  仁濟醫院在上海的8個OPO裏啟動最早,組建了一支由副院長、醫務處長擔任主要負責人,與移植相關的各部門骨幹構成的OPO團隊。他們的經驗表明,開展OPO工作的重點首先在積極主動地挖掘潛在的捐獻者,仁濟醫院目前有6名器官捐獻協調員,在上海各家醫院中算比較多的,而在一些OPO工作開展較好的省份,僅一個OPO辦公室的協調員數量就多達十多人。

  上海市衛計委劃定給仁濟醫院的動員區域是浦東、長寧與嘉定三個區,對轄區內的13家設有重症醫學學科的醫院,仁濟醫院的OPO團隊組織了近百場關於器官捐獻和分配工作的宣教。“之前一些醫護人員都不了解OPO,何況社會上的普通民衆。”聞大翔認為提高醫院ICU、神經內外科等部門醫務工作者對OPO的認知率非常關鍵,一旦他們頭腦中有了意識,對器官捐獻事業取得認同,遇到潛在的捐獻者就會主動聯絡OPO協調員。

  記者採訪了仁濟醫院的OPO協調員陳小松,他说,他的工作狀態是24小時待命,經常只要接到有潛在捐獻者的電話,哪怕是深更半夜,他也要立即趕到現場,因為從判定死亡到獲取臟器的時間窗非常短暫,捐獻時機稍縱即逝,稍微拖延時間就會失去延續生命的希望。

  雖然目前仁濟醫院每十例潛在捐獻者中大概才能成就一例捐獻,但陳小松堅信只要社會對器官捐獻的認知程度提高了,器官捐獻成功數量就一定會上升。

  打破不均衡

  記者採訪仁濟醫院、長征醫院與中山醫院的明顯感受是,專家們普遍反映OPO體系目前沒有充分考慮到移植和捐獻工作的地區不平衡性。目前,全國移植技術發達的醫院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比如上海有11家醫院可以開展移植。因為這個原因,上海各家醫院裏登記的等待移植患者,來自全國各地,數量很大。

  缺移植技術的地方不缺器官,上海、北京等地區病人來自全國各地,但分配的OPO區域僅限於當地,病人多器官少,這樣的現狀,更需要國家層面對OPO區域劃分的協調。

  “我們中山醫院只劃定了上海徐匯、青浦、金山三個區,也就300萬人口的覆蓋面,而我們的患者卻來自全國。”朱同玉说。他認為,器官分配系統應該考慮到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的現實需求,為這些城市提供更多的器官資源。

  張雷認為,目前的情況需要迅速做出調整,現在已經有醫生因為沒有手術可以做,換科室不當移植醫生了,這是一種技術資源的浪費,犧牲的是患者的利益。

  針對這種情況,夏強建議建立讓自願捐獻動員工作做得好的OPO帶動其他OPO,盡快將沒有動員起來的片區開發起來,現在動作太慢,時不我待。

  “在全國成立全國區域的OPO聯盟,比如華東地區聯盟,聯盟內部可以協調技術與器官資源。我們得到器官,他們得到技術。”夏強認為如此可打破技術與器官資源兩者不均衡的壁壘。

  腦死亡立法

  聞大翔認為,OPO的第二個工作關鍵點在於死亡的判定標準。仁濟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陳小松的體會是,在動員時,家屬首先考慮的就是死亡判定問題。對於腦死亡標準,陳小松認為需要立法,目前中國以心死亡為主要的判斷標準,家屬對腦死亡標準抵觸情緒很大,需要解釋很久。

  “器官捐獻要隨着全社會對死亡認知水平的提高才能做好,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因此我呼籲對死亡問題,從中小學開始,教科書就要涉及。”陳小松说。

  盡管目前面臨各種困難,但陳小松依然很有信心,他認為只要有人去努力做這項工作,就一定會有成效。

  上海市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主任湯兆祥也強調了死亡法重要性。“讓捐獻工作有一個法律的依托,比如捐獻者遺體歸屬權是誰。”當然,要實現捐獻,有很多客觀的制約,除了觀念,還有病情、器官的質量等等。

  現實操作中,如果一個人自己登記捐獻器官,但直系親屬只要有一個人不同意,就不能捐獻。張雷介紹,在上海,他們發現小孩子捐獻的比較多,因為他們的父母比較年輕,接受了器官捐獻的觀念,家族裏的阻力相對較小,容易做出捐獻的決定。

  “家庭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你是當地人,社會關係很緊密,會有很多人插手這件事,發表意見。假如社會上有70%的人同意器官捐獻,這已經是很高的比例了。

  張雷前不久就遇到了一個放棄捐獻的案例,一名因顱內出血轉院至上海的患者,弟弟是當地紅十字會的成員,原本同意捐獻器官,但最終迫於家族壓力,放棄捐獻,“這實在可惜,如果捐獻成功,至少可以輓救三個人的生命”。

  張雷認為,器官捐獻最重要的還是法制環境,對死亡界定不清晰,關於捐獻意願的表達也是模糊的。關於捐獻意願,國際上有幾種方式,一個是事前登記,一個是預設,只要不说肯定不捐,就預設為捐。他認為法律一定要把相關問題界定好,劃好紅線,給從事器官捐獻工作的人以保護,對捐獻家庭提供保護。

  讓捐獻變得更加溫暖

  現在,器官自願捐獻在現實中還遇到很多特殊的困境。朱同玉醫生遇到過一名來自四川志願者,他一直想無償捐獻自己腎臟,找了朱同玉很多次,但因為與政策違背未能如願。按照規定,活體器官捐獻僅限於親屬之間,只有屍體捐獻才可以提供給陌生人,而這位四川志願者顯然不符合這兩個條件。

  張雷醫生最近也遇到了類似的案例,一名男子找到他,想把自己的腎臟捐獻給戰友的兒子,戰友十多年前犧牲后,子女就一直由他照顧,感情猶如親生子女。“我只能建議他去民政局辦理寄養手續,盡管他們的關係事實上是收養關係,但現在去補辦手續,也很可能無法通過審批。”

  中國對捐獻者的身份有着嚴格的管理規定,主要是擔心存在交易。張雷認為方向是對的,但不能一刀切,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

  湯兆祥介紹,為了鼓勵自願捐獻,目前對捐獻者的家庭,紅十字會從人道主義出發給予一系列的關懷措施,首先,在精神層面,征得家屬同意后,紅十字會會在社會層面宣傳和讚揚捐獻者的事跡,上海在福壽園建有器官捐獻者的紀念碑,“如果親屬同意,我們會把名字刻在紀念碑上,對他們有紀念活動,福壽園的電子觸摸屏上,有捐獻者的音容笑貌,可以在整個園區播放。”

  對於因捐獻者逝世而給家庭帶來經濟壓力的家屬,紅會會減免合理範圍的醫藥費用,善后費用也可以核報,並解決近親屬在捐獻期間的食宿。另外,親屬可以向紅會申請人道救助。

  湯兆祥強調,人道救助是在自願捐獻的前提下進行的,不是交易,更不是買賣,目的是要把這種大愛精神傳承下去。

  陳小松呼籲不能功利地去看待救助捐獻者家庭,他提議 “全社會要共同努力,讓捐獻變得更加溫暖。”

  連結:如何實現器官自願捐獻

  1器官捐獻者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基本條件?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並無絶對年齡限制,主要視捐獻器官及組織的可用性而定。原則上,有關器官或組織的功能良好,沒有感染艾滋病或者其他嚴重傳染病,沒有癌症(除原發性腦腫瘤)者,一般都適合器官捐獻。

  2如果一個人想捐獻他應該怎樣做?

  有捐獻意願的公民,生前可以通過書面形式向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捐獻辦)或紅十字會的捐獻登記站申請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辦理相關的捐獻手續。也可以在醫院的宣傳欄內獲取資料,按照資料要求,自願登記后有兼職協調員轉交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也可以在紅十字會網站填寫報名資料。

  3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有哪些方式:

  1) 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公民通過書面自願申請人體器官捐獻登記,並且沒有撤銷登記的,待其身故后進行的人體器官捐獻。

  2 )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獻其器官,待其身故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達成一致意見,共同或委託代表以書面形式表達同意的人體器官捐獻。

  4器官捐獻的過程是什麼?

  醫院兼職協調員在醫療機構中發現潛在捐獻者,如果潛在捐獻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有捐獻意願,則由專、兼職協調員共同幫助完成器官捐獻登記手續,公證相關資料,經院內會診病情不可逆,並由醫院組織聯繫(專職協調員協助)市級醫學專家會診評估組專家覆核評估捐獻者病情,如病情確不可逆,則經醫院倫理委員會論證通過后報送捐獻辦,經捐獻辦確認已完成相應程序,將捐獻者相關資料錄入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者登記管理系統。

  當完成登記的捐獻者在臨床上達到待捐獻狀態時,由捐獻辦通知獲取小組,在救治醫院兩名以上醫生確認並宣佈捐獻者死亡后,獲取小組進行人體器官獲取,獲取小組根據人體器官捐獻標準進行判斷,確保有效捐贈,最后按人體器官獲取標準進行器官切取並保存。

  5 捐獻完成后遺體如何處理?

  器官捐獻者完成捐獻后的遺體,由醫院進行符合倫理原則的醫學處理,恢復遺體原貌,對於有遺體捐獻意願的捐獻者,由上海市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聯繫遺體接受站接受,對於沒有遺體捐獻意願的捐獻者或不符合接受條件的捐獻者,由就診醫院移交其家屬,會同捐獻辦協同處理善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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