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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世芳:我的爺爺奶奶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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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04

  “奶奶就留在了大陸,後來她認識了章乃器,這一段我們完全都不知道。我爺爺到死沒有再提過我奶奶一個字。”

  撰稿/燕舞

  “馬世芳彷彿是一個老靈魂裝錯了青春的身體。”

  這是台灣著名文化人詹宏志的斷語。2007年10月,台灣知名樂評人、“五四三音樂”DJ馬世芳的第一部散文集《地下鄉愁藍調》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簡體中文版。詹宏志在序言中對1971年出生的馬世芳的這句評價,為兩岸不少文藝青年津津樂道。

  2011年2月,馬世芳與人新譯了《列儂回憶》,又新推散文集《昨日書》;植樹節當日,他在杭州“從兩首歌回望曲折的台灣樂史”,與台灣知名樂評人張鐵志對談“昨日之書與今日之噪音”;次日又飛到北京,與DJ張有待對談。

  出版方以“台灣首席文藝青年”的符號推介馬世芳,但他1990年前後求學於台大中文系時,“其實很不喜歡‘文藝青年’這個詞”,因為它意味着“你不食人間煙火,反動,消極,昧於現實,充滿小資情調”。

  春日午後,筆者與馬世芳在北京南鑼鼓巷長談,話題並未涉及他擅長的樂史,也沒太涉及他的作家父親亮軒(本名馬國光)和母親、資深廣播人陶曉清,而主要圍繞着他的祖父馬廷英(1899年——1979年)。

  1980年代中後期馬世芳就讀於台北最好的高中建國中學,在一堂“地球科學”課上,頭天晚上熬夜寫日記的馬世芳正打瞌睡,突然聽到老師大講特講馬廷英如何厲害。他本能地驚醒:“那是我爺爺”,引得全班矚目,老師“馬上對我鞠躬,直說不得了不得了”。

  馬廷英是中國海洋地質科學的重要先驅,也是“古生物鐘”的最早發明者,對“古氣候與大陸漂移”的研究卓有貢獻。作為日本帝國大學的理學博士和德國柏林大學的博士,他1945年赴台參與接收日本台北帝國大學,創建台大地質系並長期擔任系主任(1970年創立台灣文化大學地質系並任系主任),但他1979年病重時卻被安排在台大附屬醫院的三等病房。直到“總統”蔣經國來探望,院方纔臨時將馬廷英緊急轉入頭等病房,“後來各界達官貴人絡繹不絶地來探病”。馬廷英臨終前進入彌留狀態,其囈語和夢話中“說的都是地質學的名詞”,“好像他在台大的課堂教書一樣,手有的時候在那邊凌空比畫,畫着洋流和板塊”。

  馬廷英晚年再也沒提起過同樣留日的妻子孫彩蘋,留在大陸的她後來改嫁,嫁給了“七君子”之一章乃器——馬世芳的祖母1月25日剛滿100歲。馬世芳偶爾得空探望祖母,但她絶口不提“馬廷英”三個字,只是說“當年是陳儀找去的”——“沒有主詞,但是當然講的是馬廷英”。

  祖父馬廷英與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齊邦媛之父齊世英是世交,所以馬世芳在“齊姑姑”的回憶錄《巨流河》中,還能看到一些關於祖父的片段。

  而最近,馬廷英在台北的故居即將開放。

  德國、日本雙料博士的來歷

  問:你母校台大的校史館“口述歷史”項目2008年1月28日曾請令尊回顧馬廷英教授。

  你的祖母后來改嫁,嫁給了“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因此你也管章立凡先生叫叔叔。祖父去世時,你應該是七八歲的樣子吧

  馬世芳:他是1979年去世的,我是8歲。

  問:對他還是有蠻深的印象嗎

  馬世芳:爺爺非常疼我,但是我小時候去爺爺家的次數不是太多,偶爾去,我來不及跟爺爺真正地認識。對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擱假牙的那個杯子。他在(台北)青田街有一個日本(式)房子,是來台灣的時候台大給他的宿舍,有一個小院子,那個房子也很老了,我爺爺家一直窮,也沒有什麼錢去修繕。聽說從前家裏也養過鷄,花園裡草長得很茂盛,有點亂。那個老房子裏面暗暗的,因為我人小,進那個房子覺得很大。客廳有補了釘的老沙發椅,很多近代史記載過的學者都坐過那個沙發,楊家駱先生是我爺爺非常好的朋友。

  (爺爺的書房裏)有一個很大很大、銅的地球儀,那個地球儀非常酷,五大洲的山、海是浮刻在上面的,浮雕的。小時候,(我)常常轉那個地球儀玩。

  後來才知道,我的名字“世芳”是我爺爺取的。“芳”是取“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我父親和爺爺的關係多年來一直很緊張,父親是在青春期的時候被爺爺趕出家門的,後來變成了一個流浪在外自力更生的年輕人。他是一直到了要結婚了,帶着未婚妻回去見我爺爺,我爺爺衷心喜歡這個媳婦,父子就算言歸於好了,算是和解了。

  問:你奶奶好像是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的

  馬世芳:對,奶奶念的是早稻田,她是法政專科的,我爺爺是在東北仙台。

  問:帝國大學。

  馬世芳:對,就是最近被海嘯整個毀掉的地方。

  我爺爺和我奶奶在日本就認識了。抗戰爆發,(中、日)兩國變敵國,我爺爺和奶奶覺得局勢如此,就回中國了。我爺爺學位已經拿到了,而且他的博士學位是拿的日本和德國兩個學位。

  問:他是理學博士,論文是對珊瑚礁的研究。

  馬世芳:日本(當時)的理學博士從來沒有給過外國人,我爺爺的指導教授矢部長克那個時候覺得馬廷英這個中國學生太有才華了,當然要給博士學位。但是日本的教育當局不太願意給,有很多的顧忌,給一個中國學生這麼具有指標性的學位,他們覺得是有失面子,就千方百計要他入日本籍,用各種藉口拖延。

  他的指導教授很生氣,就把我爺爺的論文寄到德國去,給柏林大學的學者評斷。德國人一看這個論文太厲害了,馬上給他一個博士學位。日本人看到德國人給了博士學位,再不給就顯得自己更糟糕了,也只好給了。

  我奶奶沒有念完,打仗了就跟她老師辭行,老師就感慨說,“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事情,我們實在也是無能為力”,很捨不得她,也只好讓她回去。回去的時候,因為中國留學生回國的人數很多,不是每個人都買得到船票、配得上艙位。我爺爺在回去的船艙已經訂好了位子,但是我奶奶沒訂到,後來他們決定用家眷的名義一起訂艙位回中國了。

  本來我奶奶到了上海就要下船回家,這樣他們後來大概就不可能結婚了。但是那時候戰事很激烈,船到上海靠不了岸,只好轉往天津,在天津上的岸。

  奶奶只是一個名字

  問:你爺爺家裏家境應該還不錯。

  馬世芳:我的曾祖父家可能是地主,但是是窮鄉僻壤的那種地主,爺爺肯定上過私塾,但只是為了學記賬。我爺爺後來考留學,成績非常好,他15歲就考上公費留日,全東北當時只有幾個名額可以到日本留學。據我父親說,我爺爺是離家出走考了公費去日本的,是不告而別,一去就是二十幾年。

  爺爺到了日本,曾祖父很擔心。我爺爺到了日本拼命地念書,也不太跟家裏聯絡,後來寫家書,附了一張坐在打字機前面的照片,說日本有這樣一種機器,坐在前面只要用想的,字就會出來。曾祖父看到了,說:“哦,到了有這樣機器的地方,那就在那兒待着吧。”

  回到中國,我的姑奶奶和姑爺當時正好住天津,一查旅客名單發現哥哥居然在日本成親了,就給他們倆預備了新房。不過,據我父親說,當時他們並沒有成婚。兩人後來又分開了,我奶奶之後是千里迢迢去大後方,在重慶找到我爺爺,才正式結的婚。

  我爺爺後來當了東北中學的校長。後來又繼續在抗戰的時候全中國地研究地質學,帶着他的學生上山下海,採集地質標本,有時候碰到土匪,有時候碰到內亂,碰到各種各樣的危險。有一次到了鄉下,因為這些研究隊去採集地質標本,就會扛着一箱一箱的化石,很重,很大箱,當地一些土匪看到,就遠遠地觀察,以為帶着黃金或者寶貝,就會想要搶。

  我爺爺那個時候知道這個狀況,他們扎營過夜,把所有箱子全部打開,採集的鍬、鋤頭,全部抬起來放着,表示這些東西不值錢。然後他叫學生用鐵絲在營地外面圍了一圈,找一張紅紙寫了四個字“小心電網”,掛在上面。土匪一看有一個紅紙條,看不懂,回去問他們的師爺,師爺認識字,說是人會被吸住電死,趕快撤!

  當我爺爺在全中國跑的時候,奶奶就守在家裏。我父親是抗戰的時候在四川北碚出生的。之前我姑姑已經出生了,我父親差一點被我奶奶打胎打掉,因為她已經不想再和我爺爺在一起了。

  那個時候局勢太亂了,奶奶知道她又懷孕了,老公又不在家,就寫信說:“這個孩子不要了,我要墮胎。”在那個年代墮胎要有丈夫同意,她就說“附上墮胎同意書,你給我簽了寄回來”。我爺爺是科學家,簽就簽,無所謂,簽了寄回來。這件事被楊家駱知道了,就跑去跟他的母親講,楊奶奶信佛信得很虔誠,就交代楊家駱,無論如何要把同意書給弄回來。

  他就去找我奶奶,言不及義,趁我奶奶去裏屋的時候,看到那張同意書,搶了就跑回去了。楊奶奶馬上就把同意書扔到爐子裡燒掉了,那個時候局勢太亂,信件往返的時間太長,就算等我爺爺再簽一張寄回來,我奶奶的肚子也會大到不能墮胎了。我父親是這樣的狀況之下生下來的。

  後來兩個人就離婚了,姑姑跟爸爸跟着他到台灣來。我奶奶那個時候捨不得小孩,還一度派了私家偵探一路追,從內地追到上海,在一個渡輪的碼頭把我父親綁架回去,把他喬裝成小沙彌,在上海郊區的一個廟裡藏了一段時間。後來,又被我爺爺那邊的人把他綁架回來弄到台灣去,他們爭搶我父親,(這是)拍成電影都有點太離奇的故事。

  奶奶就留在了大陸,後來她認識了章乃器,這一段我們完全都不知道。我爺爺到死沒有再提過我奶奶一個字,我父親也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兩岸隔絶了幾十年,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到了1970年代中期,我父親小時候很親的一位鄰居姊姊,後來移民海外,回大陸探親,和我奶奶又連絡上,我奶奶托她轉信給我父親,這樣才輾轉讓我父親知道他母親還在人世。當年兩岸隔絶,寫信很不方便,但總算是知道了彼此的情況。他們就這樣寫了十幾年的信,一直到1987年台灣開放到大陸探親,他在1988年才第一次到北京見到我奶奶,那時候我奶奶已經七十多歲,一隻眼睛看不見了。

  問:小時候會有這樣的疑問嗎,比如“我奶奶在哪裏”

  馬世芳:台灣有太多的外省人,他們的親族都在大陸,都沒有消息,即使偶爾聽到消息,也都不是好消息,因為台灣關係曾經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叔叔“文革”的時候被關了10年,我奶奶當然也很辛苦。而且,兩岸隔絶太多年,我們的感覺就是“永遠都是這樣”,大概一直都會這樣下去。

  當然,奶奶對我的意義就是我父親身份證上的父母欄,有一個名字叫“孫彩蘋”,她是我奶奶,(此前)我一輩子沒有見過。

  問:你爺爺晚年几乎就沒有再提過北京的奶奶,那種婚姻的變故對他們還是有很大傷害。

  馬世芳:當然,肯定有傷害。

  問:祖父過世時你8歲,雖然後來不住一起,但是畢竟會有一些走動,他在專業研究之外對你後來的影響還是不小的吧

  馬世芳:從我們所有獲知的二手信息,我知道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但是到底有多了不起,我們從來沒有鬧清楚過。我父親沒有學科學,我也沒有能夠學科學,都沒有進入到那個專業。

  我大概知道我爺爺做的事情,古生物、古海洋,他是真的很厲害。我大概可以跟你簡單地解釋一下珊瑚跟這個有什麼關係。我父親小的時候常常要給我爺爺抄他的資料,幫他畫一些東西,我爸爸不是很有耐心,很不甘願,有的時候畫了也不合我爺爺的規定,就白做工。

  我爺爺左眼看顯微鏡,右眼畫顯微鏡底下的珊瑚,用毛筆畫珊瑚切片的顯微圖,而且那個圖畫出來是不能有誤差的,那個年代你沒有辦法照相,只能用描的。家裏書架上有很多化石,任何一塊石頭拿出來,他可以告訴你這塊石頭什麼時候出來,到過哪裏,後來又幹嘛了。

  在台大光復後第一次的校務會議記錄中還有他的簽名,我去校史室特別看過,看到我爺爺的簽名在上面。一度還有人提,乾脆讓馬廷英擔任校長吧,我爺爺不幹,對這種事情沒有興趣。

  但是到他晚年的時候,這些都沒有人記得了。他晚年卧病在床,是在台大(附屬)醫院斷的氣。台大醫院是他當年到台灣負責接收的,日本人撤走,國軍部隊進駐,那些軍人把所有能用的設備都搬走了,只剩下電燈泡。是我爺爺去斡旋,去跟陳儀大吵,才把東西要回來,是我爺爺讓台大醫院變成一個可以運作的、可以醫人的地方。他最後在台大醫院是在三等病房,就是幾個病人住在同一間病房裏面,很狼狽的,我們家族也沒有要求任何的特權。

  問:一個曾經負責參與接收日本台北帝國大學的大科學家,沒想到晚景那麼凄涼。

  馬世芳:對。我爺爺當年到台灣,和接收台電的孫運璿合作過,孫運璿在我爺爺晚年已經是台灣的“行政院長”。後來輾轉聽說馬廷英生病了,快要不行了,孫運璿去看我爺爺,握着他的手掉眼淚。

  我爺爺病重的消息見了報,驚動了蔣經國。見報第二天一大清早,“副總統”謝東閔到台大醫院三等病房來看他,蔣經國下午兩點也去看他。醫院方面聽說連“總統”都要來了,(將我爺爺)從三等病房趕快弄到頭等病房去,後來各界達官貴人絡繹不絶地來探病,我爺爺一下子變成了紅人。

  據我父親說,我爺爺到後來進入彌留的狀態,開始說囈語還是夢話,說的都是地質學的名詞,好像他在台大的課堂教書一樣,手有的時候還在那邊凌空比畫,畫着洋流和板塊。我爺爺到死沒有留下遺囑,沒有一個字交代家裏面的事怎麼辦。

  不喜歡“文藝青年”

  問:你在台大的時候應該還是挺活躍的,還做過《台大人文報》主編

  馬世芳:台大四年對我一生影響的確很大,在台大做再怪的事情,大家也不會覺得有多希奇,也許是1990年代初那個時候的環境、社會的氣氛,讓大學生變成一個很獨特的階層,他既不負生産的責任,又好像介乎學生和社會人之間的一個模糊身份,讓你可以做出一些社會可能會注意和認可的事情,但是又不用負社會的責任,仍然被社會所供養。

  我們這一代,從高中到踏上社會的這段時間,經歷了台灣第一個(階段的)政治全面開放,這個開放並不是一個立刻的過程。1987年解嚴,只是其中的一個轉折點,之前已經在鬆動,之後也沒有馬上都解除,前後十年的時間一步一步地在開放。

  隨着台灣整個政治環境的開放、經濟的泡沫,信息大量湧進來,資訊爆炸的時代是在我們這一代成長的過程中親身經歷的。對於我們怎麼解釋身處的社會,我們今天對於媒體、對於商業文化有我們這一代的獨特經驗。我們這一代人依稀存有上一代相對壓抑的記憶,但又好像能快速連結到更新的時代,但也有點尷尬,既不是真的遭受到貨真價實的迫害和壓迫,也不是在第一時間馬上嫻熟地運用新的科技武器。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在台灣多少是有點尷尬的。

  問:但經歷過戒嚴年代且受過壓迫的人可能也有一個危險,他們中的某些人可能會有那種鬥士的心理,覺得“我坐過牢”或者怎麼樣。

  馬世芳:對。其實到我念大學的時候,我跟我的朋友們,我們這群人都是被不屑地冠以“文藝青年”的稱呼,我們其實也沒辦法,我其實很不喜歡這個詞。

  問:為什麼

  馬世芳:這個詞的意思是你不食人間煙火,反動,消極,昧於現實,充滿小資情調。但我也不想就加入他們所謂的“革命隊伍”,滿嘴教條,缺乏創意,為什麼社會只能用你們相信的方式改造 而不用你們相信的方式就不對,就是退步 我不相信是這樣。

  不過後來也上街遊行了,也寫了一些稍微有一點點戰鬥性的文字,但是基本上還是在文化層面看這些事情。

  問:你1996年第一次來大陸,這幾年來得多一點了,大陸對你到底意味着什麼

  馬世芳:1996年懵懵懂懂就來了,空氣裡還是燒煤的味道,衚衕都還沒拆,三環還沒修好,我見到的是一個帶着一點點農鎮氣味尾巴的老北京的樣子。

  台灣和大陸之間的年輕人,即使是我這個世代,再比我年輕一些,往下算,普遍在文化上的交流還是少。有很多先入為主的成見,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敵意,過度的自卑或自大,兩邊難免都會有。自己希望盡量不要這樣,盡量回到人的狀態裏面去體會和理解。我本來就有興趣,又花了很大的工夫了解兩岸分治那麼多年,彼此到底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經歷哪些事,他們對台灣的理解,台灣的朋友對他們的理解……我們彼此要先有這樣的交流。現在還在累積、理解的階段,還不到有共識的階段。

  兩岸交流開放有20多年了,流行文化的輻射可以追到更久,1970年代鄧麗君就進來了。因為流行文化輻射的效應,我們會以為好像彼此聲息相通,實際上那只是最皮毛的東西。到2011年了,我們彼此仍然不知其所以然,現在我希望讓(這個)歷程更細膩一點。能夠在這邊出書,我真的很開心,因為我的書也許能夠幫助大陸的讀者,知道一些台灣至少在我身上或者我的文章裡體現出來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之前接觸到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有太多讓我佩服的了,他們腦筋清楚,思慮周密,教養非常好。這個國家的未來有這樣的年輕人在,我真的是寄予樂觀和期待的,我願意保持比較樂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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