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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薔:帶你重回八十年代 南都周刊
記者_ 洪鵠 攝影_ 劉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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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薔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流行樂壇的代表人物,1986年4月7日登上《時代周刊》。1987年3月,張薔急流勇退,遠走澳洲,從此几乎消失在華語樂壇。《那天晚上》、《害羞的女孩》、《愛你在心口難開》、《瀟灑地走》、《好好愛我》、《星期六》、《請留下來》等耳熟能詳的老歌,都是張薔當年翻唱的代表作。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摩登天空的老闆沈黎暉還在北京分司廳衚衕附近上中學。衚衕口的音像店有好幾家,那兩年裏頭,他感覺不管哪家都在沒日沒夜放張薔的歌。“親愛的/小妹妹/請你不要不要哭泣……”那聲音太特別了,“又嗲、又騷、又野”,選的歌兒也跟別人不一樣,很多是迪斯科,舞曲節奏非常帶勁。

  沈黎暉記得,磁帶封面上的女郎看上去年輕得有點過分了,大紅唇,燙了個爆炸頭,拼了命地把自己往老氣裏打扮,但還是擋不住臉上兩坨嬰兒肥,還想方設法地秀着一雙大長腿兒。

  傳奇往往如同旋風。1985年至1986年的僅僅兩年間,18歲的北京姑娘張薔出版了15張唱片,賣出了超過2000萬張的總銷量。憑藉這一至今無人可破的銷量奇跡,張薔登上了1986年4月7日的《時代周刊》(TIMES),和惠特尼·休斯頓、鄧麗君等人並列,被喻為“全球最受歡迎女歌手”。1987年3月,紅在頂峰的張薔令人極度意外地急流勇退,遠走澳洲,從此几乎消失在華語樂壇。這時她剛剛滿19歲,幾個月后,她宣佈結婚,並很快當了媽媽。

  沈黎暉和張薔簽約是25年后的事情。2011年8月31日,張薔當時的感覺,“嘿,好像簽了就要開學了”。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沈黎暉有了摩登天空—他把它做成了中國最大的獨立唱片公司,張薔則早早地離開了主流歌壇和媒體的視線,她出國、回國,定居過香港,又回到北京,結婚、離婚、再婚,有了兩個孩子。她很享受生活,現在這段婚姻甜蜜而穩定,她只是好久不唱了。

  25年裏,張薔其實陸陸續續有過幾次沒有引起太大反響的復出。一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港台流行音樂已經完成了對大陸的全面佔領,張薔八十年代時髦的、“刺頭兒”般的形象已經不再能引領潮流,她熱衷的迪斯科舞曲也彷彿披掛上了一層過時的外套。第二次是90年代末,她剛走出第一段婚姻,“很解脫”。那陣子她喜歡上了軟綿綿的法國香頌,以及南美的bossa nova,自己掏錢做了一張很“咖啡音樂”的專輯,印了6000張,被老歌迷瓜分一空。2008年,她在保利劇院做了一場演出,媒體人李孟夏就是在這場演出上對張薔刮目相看的—“大概是沒想到我這把年紀嗓音還維持得這麼好”。正是李孟夏把張薔推薦給了沈黎暉。

  如何包裝張薔一度是一個難題,然而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個難題似乎突然可以迎刃而解。北京的大街小巷重新溜達起了穿回力鞋和緊身褲的男女,喝着北冰洋汽水,戴着蛤蟆鏡—恨不得再拎上一架雙卡錄音機。曾經的時髦重新被命名為復古,變成了更年輕的人懷念一個他們並不曾真正經過的時代的游戲。沈黎暉建議由新褲子樂隊來幫張薔完成復出—這個一般被定性為“朋克”或“新浪潮”的樂隊以一批聽起來歡愉明亮而又蠢蠢欲動的歌曲而保持着活力。張薔接受了這個建議,最大的原因是“這幾個小年輕是公司裏唯一還喜歡迪斯科的”。

  誰也沒有想到《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會成為華語樂壇的歲末一擊。當張薔唱起新褲子寫給她的“我們的愛是少年維特的煩惱/ 我們的心是約翰克里斯多夫/ 還有一首詩/ 一首朦朧詩/ 還有一首歌/ 一首迪斯科”,經歷或沒有經歷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人,似乎都能輕易地從這套久違的舞曲節奏中感受到那個曾經年代的光芒。在長期被成人抒情、苦悶民謡和都市小清新三分天下的華語樂壇,活力、快樂、強勁的旋律几乎成了一種稀缺的品質,而張薔一如25年前般慷慨地提供着它們。

  憑藉點擊率和話題性,《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成為了2013年最受矚目的流行音樂專輯。樂評人邱大立说:“就像在那個粗製濫造的年代,沒有一位創作人專門為她寫歌,但這位翻唱女皇僅僅靠翻唱就唱出了自己的風格。21世紀,華語唱片工業已淪為包裝工廠,在這個熟悉的聲音裏,張薔再次用她的個性盤活了這個沒有特色的時代。”

  民謡歌手蘇陽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張薔的聲音是怎樣佔據了銀川街頭,“她矯揉造作的嗓音、撒嬌的歌聲,比鄧麗君更靡靡之音更辣。在公園裏或父母不在的家裏,我們天天抱着吉他,從來沒有完整地彈過一首曲子,但都能完整地哼唱張薔的旋律。”因為逃課、翻墻、巷戰、看《少女之心》和穿喇叭褲而被看作道德敗壞的少年們,理直氣壯地認為,只有這樣粗糙和放縱的聲綫才屬於自己。“我敢打包票,沒有誰的爹媽會喜歡這樣的歌聲,可是,誰佔領街頭,誰就是偶像。”

  樂評人顔峻曾说,張薔的歌不像是中國人唱的,因為她的聲音自由、奔放,如同她迪斯科皇后的美譽一樣,有着中國人太少擁有的朝氣。但那又只能是中國人的聲音,因為它們“隱隱的,仍有着革命的豪情和流氓的歡樂”。那些嗲得理直氣壯的歌,那些在沒有太多技巧和技術含量的時代憑藉著衝動、熱情而被錄製下來的歌,終究是被記住了,就像八十年代一樣,“中國人真的曾經那麼輕鬆和天真,看什麼都覺得新鮮,打心底裏覺得明天會更好,會為愛情而哭,會為理想而辯論”。如果重新喚醒那個時代的我們自己,我們會不會為今天而羞愧?

  他说,張薔的回來,不會讓我們哭,“而是讓我們想起快樂,再次快樂,並相信快樂”。

  南都周刊 張薔

  我遇上了好時代,

  一個爆炸的時代

  南都周刊:看到你最近的宣傳行程都被排滿了。時隔快三十年,這種忙碌感會不會很熟悉—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你的日程表是不是要比現在還要瘋狂?

  張薔:其實不是,八十年代是和現在完全不一樣的狀態。那時候沒有宣傳,沒有藝人經紀,我們都是個體戶。像我這樣的,年紀比較小,發第一張唱片時只有15歲,很多時候還由我媽帶着呢。我們就是錄好唱片就拿去賣。我記得我在雲南聲像錄第二張唱片時,因為第一張《東京之夜》反響太好了,第二張我在樓上錄旁邊就有人等着拿走送到樓下的流水線上生産。卡車就在門外等,生産完了就運走,發往全國的音像店。

  南都周刊:第一張唱片反響有多好?

  張薔:先是印了20萬張,非常快就搶光了。然后雲南聲像的老闆陳連丹決定加印250萬張。最后全賣光了。他這個人膽子很大,眼光也準,一開始就是他看好我,周圍人都不認可。因為當時流行的風氣全部是模仿鄧麗君,我錄《東京之夜》時,王菲和闐震也都在雲南聲像錄歌,都是唱鄧麗君的—嘿,你想想,連田震都捏着嗓子學鄧麗君呢!我的聲音跟她們很不一樣,喜歡的歌也不同,我翻的那些大橋純子、beegees、谷村新司,都是市面上沒有的。陳連丹相信我能紅,第一張唱片就給了我1400塊,哎喲,我媽當時在中國電影劇團,要知道她一個月的收入才60塊錢!錄完看反響好,他又給了我8000塊—包括第二張唱片的稿酬和中間三個月的生活費以及制約金,就是说這期間不能給別家錄了。把我當時給激動的,跟我媽说,媽,你看,還差不到一千塊錢,我們就成萬元戶了!(笑)

  南都周刊:《時代周刊》當時的採訪裏说你母親為了測試你的工作效率與潛在能量,一個月就讓你錄了四盒歌帶。你當時的狀態如何,工作量是滿負荷的嗎?

  張薔:有個詞叫“鑽棚子”,说的就是我這樣的—天天都鑽在錄音棚。1986年我几乎每天都去錄音棚,工作人員看到我過去頭都不用抬的。一張專輯裏大概有14首歌,我每天學兩首,白天在家練,下午四點進棚錄,大概錄6小時結束。我那時候说我肯定是中國唯一能以這樣速度工作的歌星呢。

  挑歌、收歌,都是我自己來。我媽在電影劇團,有很多電影原聲,國外流行音樂的資料啊,我都物盡其用。家裏在國外的親戚也會帶磁帶給我,什麼流行帶什麼,拼盤也拿回來,我就是瞎聽着過來的。那時候環境有多閉塞呢?一個歌手要出唱片,要把小樣送到音像公司去,由音樂編輯決定。我朋友從日本弄了一張谷村新司的專輯到音像公司,騙編輯说是他自己的小樣,對方完全聽不出來!他根本不知道谷村新司在國外多紅啊!

  我的途徑算是比一般人好得多—像常寬他們都是管我借唱片。但有時還是無可奈何。我記得我第一聽到邁克爾·傑克遜,大概是1982年。他在中國毫無知名度,在美國已經是“有人不知道耶穌沒人不知道他”那種級別了。當時我發現有個短波電台,每天下午四點多都會放到一首歌,其實就是他的《Billie Jean》,我當時不知道是誰的,但是太好聽了!每天我都在錄音機前等着,等着跟着它跳舞,前奏一起來我就脫衣服,嗨,迪斯科精神不就是“薄露瘦緊透”嘛!跳完就特傷心,因為還要等一天。后來過了快一年,我在親戚給我寄的雜盤磁帶裏才又聽到這首歌,還看到了他的樣子—我當時就樂了,這人,跟我一樣,留個爆炸頭!

  南都周刊:你的前衛造型是自己設計的?

  張薔:我們那時候都跟着《大衆電影》,有一期索菲亞·羅蘭上封面,在一個井旁邊,撐着胳膊,仰着頭,頂的就是爆炸頭。我覺得好美,非常有女人味,就去“四聯”找師傅給我做,結果他們照貓画虎的根本學不會。我就自己嘗試嘍,把筷子折斷了,用洗相紙裹住頭髮,涂上威娜寶香波— 嘿,這個爆炸頭還就被我自己給燙出來了。

  南都周刊:會對自己沒有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單純”的少女時代心存遺憾麼?

  張薔:不會。我覺得我的少女時代,就是最好的。我掙了很多錢(笑)。

  下面這個時代是崔健的

  南都周刊:你當時在朋友裏是最富的?

  張薔: 肯定的,都朝我借錢。我也很能花,我和我媽媽,我們都是?material?girl(物質女郎)。那時候我賺了有幾十萬吧,北京當時還沒有商品房,賣的是房屋的居住權,幾千塊錢一個— 老有人跟我说你當時投資一下現在就地産大亨了。我说那可不是我。我和我媽都是亂花錢的,享受生活的女人,錢都花在吃喝玩樂上了。當時北京哪有奢侈品商店呀,我們都是去涉外飯店裏買好東西。我記得我媽第一次給我買了一套資生堂的面霜、眼影、香波,我開心壞了,到哪兒都提着那一包東西 — 結果給丟在出租車上了。我們也愛買衣服,5000塊錢的一條裙子,我買過(笑),當時一套房子也就5000塊。

  我也特能吃,特愛吃。當時我們把北京轉着圈都給吃遍了。馬克西姆,北京飯店的咕嚕肉,還有泰和樓的松鼠桂魚—和現在完全不一樣,那個肉都是活的,你一動筷子它會往前一串,特嫩!我可愛吃了。说當時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們都傳,说張薔啊,譜大了,松鼠桂魚只吃魚肚子上那一小塊,剩下的都給跟班吃。瞎傳!我明明是整條都吃掉的(大笑)。

  據说現在的姑娘也物質……可是我們那時候物質得不一樣。我就覺得,人活着吧,吃穿是最重要的。現在的姑娘比較有遠見?不像我們當年那麼朝生暮死的。當時常寬還跟我说,他要再攢攢錢,買輛車,白天開出租能賺,晚上開到酒吧去駐唱再賺錢。我當時想,怎麼可能,我們國家,怎麼可能有酒吧?那時候生活太貧瘠了,這些都無法想象。

  南都周刊:1987年你就退出了,當時所有人都覺得很不可思議。繼續賺錢、做紅歌手— 這些完全不留戀麼?

  張薔:我真不留戀。我好像從小就特別渴望愛,想要男朋友,可能因為我是單親家庭的緣故。所以碰到第一個愛人我馬上就打算不唱了。而且我當時雖然剛過19歲生日,總覺得自己已經很老了,然后退出就發現自己懷孕了— 正好。后來去了澳洲,幾十萬積蓄其實很快就花光了,我很能花錢麼— 一年三五萬美元沒問題。也不覺得不習慣,大概是什麼都見過了,有錢有有錢的過法,沒錢有沒錢的過法。

  而且當時還有一個原因,我覺得自己的歌路已經走到頭了。我那種野蠻的、完全不成體系的、瘋狂的翻唱方式,我也厭倦了。沒有人給我寫歌,適合我的歌路的歌。而我當時的直覺是,翻唱已經完了,接下來是要拼原創的時代了。懷孕之后有一次我去錄音棚看朋友錄歌,正好碰到崔健在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我當時就和朋友说,這人,肯定紅。下面這個時代是他的。

  南都周刊:很多人都说懷念八十年代。但你说,你是真正享受過八十年代的人。

  張薔: 八十年代很貧瘠,但就因為貧瘠吧,得到過的東西會印象特別的深。我們珍惜我們所有的。我其實只紅了兩年,就退出了,之后很多年過着家庭主婦的生活,走在街上根本沒人認得出來。老有人問我像不像一場夢?我说不像啊。因為我付出過,非常努力過,所以當時的成功不是泡影,放棄也是自己的選擇。八十年代的貧瘠,八十年代的饑渴,八十年代的奮鬥精神,八十年代最早富起來的人的享受—— 我都享受過。夠啦,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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