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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學習的民族走得更長遠——中國留學潮百年薪火承傳 中國青年
張 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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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7月,萬千學子告別象牙塔,進入社會就職,其勢洶湧,有如過江之鯽,年年如此,概莫能外。

      這其中也有例外,一部分人群選擇了繼續學習,留學深造。當此之時,各駐華大使館簽證中心外面,每每人頭攢動,望眼欲穿,亦可謂夏日一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迄今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已居世界首位。

      而正是這輝煌磅礴的30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實踐證明了系統學中的一個普適定律:只有在一個對外開放的系統中,通過與外界交換物質、能量、人才,才能聚集和增大有效的發展動力,獲取有用的,才能使系統迅速、穩健地發展成長。相反,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無序性只能不斷增長。

 

強勢經濟導致強勢文化

 

      歷史是一面鏡子。公元前後的漢朝,中國的GDP曾長期佔據世界經濟的50%以上,及至後來的唐朝、元朝,強勢經濟帶來了真正的強勢文化,那種有容乃大的氣象構成了農業文明最為輝煌的圖騰,所以我們有四大發明,和古印度、古巴比倫、古埃及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並且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將世界的中心維繫在東方、在亞洲。

      然而,歐洲工業革命的勃興導致了世界中心的轉移。最先“下課”的是印度,17世紀敗給了販賣鴉片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淪為殖民地。接下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的日子也統統不好過。而到了19世紀,“中央帝國”也停滯了,亟亟乎殆哉……

      翻開歐洲版圖可以看到,位於北大西洋驚濤駭浪中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可謂小國寡民,任何一個地方距海岸綫不超過75英裡,面積不過24萬多平方公里(大小僅相當於中國的一個中等省份),17世紀末人口只有600萬,到今天也沒超過6000萬。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走上資本主義擴張之路,在過去兩個多個世紀裡稱霸全球,並且在中國人慘痛的記憶深處,正是它直接參與了長達100多年屈辱歷史的深度書寫!

      前事不忘,後世之師。日不落帝國雖已成為歷史的背影,但強勢文明給其他文明所帶來的壓迫和痛苦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大多數文明都被迫洗心革面,向它學習,英語成為當今世界多數國家義務教育中的一門必修課。尤其是對於近代中國來說,當“中央帝國”陷於停滯、墮落與崩潰,尋求內生崛起的動力已然成為泡影,自救圖強的目光只能轉向外部世界,負笈向洋,學習先進,遂成為不甘落後的中國人百年薪火承傳的光榮與夢想——而這,恰恰是中華文明得以碩果僅存,區別於其他三大古老文明命運的地方。蓋因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中華文明巨大的包容性與開放性決定了它自身的延繼、成長與自適。

 

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開國領袖毛澤東當年在展望中國未來時說過一段話:每個民族都有他的長處,不然他為什麼能存在?為什麼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他的短處。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麼不好呢?

      事實上,近代中國一直在學習中自救,寄望於“中體西用”、“師夷洋技以制夷”,寄望于洋務運動,寄望於“留美幼童”等等,不一而足。盡管,這種學習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被迫,源於落後挨打的切膚之痛,但不學習,死死抱持“祖宗之法”,則勢必死路一條。學者戴逸曾將晚清至20世紀末的中國留學潮劃為十個世代,以“留美幼童”為首代;第二代,光緒初年(1877年)派出海軍留學生近百人,分赴歐洲各國;第三代,20世紀初的留日潮;第四代,庚款留美生;第五代,勤工儉學留法學生;第六代,20年代留蘇學生;第七代,1927年~1937年期間的留學生;第八代,1938年~1948年期間赴歐、美的留學生;40年代末~60年代初,負笈留蘇、歐者為第九代;文革之後為第十代。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縱觀歷代中國留學生,其主流價值觀始終是自覺將追求個人的進步與追求國家的進步富強緊密聯繫,正所謂:國之不存,個人焉在?千萬個青年的一小步,匯聚起來,就是國家文明進程的一大步。

 

千萬個青年的一小步,就是國家進程的一大步

 

      以“留美幼童”為例,盡管限於當時的體制與習風,開留學之先河的“各省聰穎幼童”並非人盡其才,但他們確確實實在我國近代的軍事、外交、實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堪稱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先行者,連李鴻章都曾說:“選募學生出洋肄業西學,培養人才,實為中國自強根本。”

      孫中山、中國同盟會及其中華民國取大清帝國而代之,革命性地宣示了長達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結束,以及中國三民主義之發軔。1912年1月3日,孫中山組建南京臨時政府,核心成員12人中有8人是歸國學者,占2/3。 1923年10月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共15人中留學歸國者13人,占87%。

     150年來,千萬人頭落地,中華民族屢次面臨生死存亡,“東亞病夫”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成為中國人深切的恥辱和隱痛。共産黨締造了新中國,毛澤東和他的戰友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不再遭受屈辱,朝鮮戰爭使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中國人揚眉吐氣,中國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軍事強國。我們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10位開國元帥中有6位曾在國外留學或工作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員共63人,在國外留學或工作過的達到42人,占了2/3。

      但中國成為世界軍事強國,並不等於是世界經濟強國。20世紀強國與弱國、富國與窮國的主要標誌是工業化的程度。我們的工業化和現代科學技術事業比歐洲晚了200年,又是毛澤東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多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之一。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在西方強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見美國著名學者保羅-甘迺迪的名著《大國的興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總産值躍居世界第三位。

      從革命事業的成功到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這期間,歷代留學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科學院於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屆學部委員共172名,有158位是歸國學者,占92%。中國工程院於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學專家46名,占48%。199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3名受獎者中21名是歸國學者。而50年代留蘇(或短期工作)人員中,更是走出了以江澤民為代表的包括李鵬、鄒家華、錢其琛等影響中國深遠的人物。

      今天,我國留學回國人員已占國家重點項目學科帶頭人的72%,“兩院”院士中占到80.5%。港報有學者更是認為:中國高官群正進入“海歸”、“高智”新時代,特別是“海歸”已在基層佔據了相當領域的崗位。

      今時之日,中國作為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興經濟體,致力於實現和平崛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世界大國博弈之道,核心在於人才競爭。所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百年薪火承傳的中國留學生,莘莘學子知識報國的光榮與夢想,必將有力拱衛萬衆期待的“中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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