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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細節 中國青年
劉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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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道德制高點中,沒有比“保護弱勢群體”更高的了。但我們還需要比道德制高點更高的東西,那就是理性。

 

      我總覺得,煽動家和思想家之間的區別,就是煽動家總是特別熱衷於搶佔道德制高點,而思想家總是熱衷於指出道德制高點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動家總是在話語的盛宴中觥籌交錯,而思想家總是在惴惴不安地擔心誰來為這場盛宴買單。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點中,沒有比“保護弱勢群體”更高的了。但是,口號的簡潔性不能掩蓋現實的複雜性,美國參衆兩院在“2007年聯邦最低工資法案”問題上的較量,就體現了這種複雜性。

      美國的聯邦最低工資,從1997年開始就一直沒有變化,停留在5.15 美元/小時的水平上。為了適應新的經濟形勢,民主黨很早就提出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7.25美元的目標,共和黨卻遲遲不肯響應。但是,2006年11月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打破了這一僵局。民主黨占多數席位的衆議院,很快就於2007年1月通過了提高最低工資的法案。

      按理說這事就該完了,最低工資提高,底層勞工的利益得到了保護,政治家們可能還因此多贏得一些選票,豈不是皆大歡喜?

      可惜,這事沒完。1月衆議院剛通過該議案,2月參議院的許多共和黨人就出來“搗亂”。他們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業減稅條款,他們就不批准該議案。最後,參議院通過了該法案,但是增加了“10年內給小企業減稅83億美元”的條款。

      這樣一來,衆議院又不幹了。我們提高最低工資,是“保護弱勢群體”,你們要給小企業主減稅,是“保護強勢群體”,你這不是跟我對着幹嗎?不行,要減點稅可以,最多13億。

      兩方面討價還價兩三個月,最後的結果是:最低小時工資從5.15增加到7.25美元,同時5年內給小企業減稅48億美元。

      看到這裏,大家可能會對共和黨的“搗亂”感到困惑和不齒。“資産階級的代言人”、“與勞苦大衆為敵”……我們從小接受的階級教育也許會條件反射般地給我們輸送這些判斷。但是,事情真的這樣簡單嗎?我們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資”作為一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看看它可能引起什麼樣的連鎖反應。

      假設我是一個企業主,手下僱用了7個人,每個人的小時工資是5塊錢,如果政府強令我將工資漲到7塊錢,我會怎麼做呢?為了維持同樣的生産成本,我很可能將7個員工裁成5個。這時候,那5個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護,那麼,那兩個被裁掉的人呢?

      事實上,無數經濟學研究已經表明最低工資法和失業率之間的正相關關係。雖然經濟學家當中也有“異見分子”,比如克魯格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率影響非常微弱,但是絶大多數的經濟學實證研究都一再表明最低工資增加失業率,尤其是年輕的、非熟練工的失業率。“最低工資研究委員會”調查表明,最低工資上升10%,會導致年輕非熟練工失業率增加1%~3%。這個研究結論令人悲哀之處就在於,最低工資法旨在保護弱勢群體,最後傷害的,恰恰是弱勢群體。

      你可能會說,那就讓政府禁止企業在提高最低工資的情況下裁減員工。先不說這個“禁令”在僱用自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後果怎樣?對於企業來說,如果政府規定我不能解僱員工,那我不雇新的員工總行吧?前面說過,最受最低工資法影響的,恰恰是年輕非熟練工人的就業機會。你可能又要說,那我強制你僱用新工人。好吧,我只好僱用新工人。結果又怎樣?這個企業的生産成本提高,它的競爭力下降——美國的製造業在第三世界國家面前節節敗退,與其勞動力成本偏高不能說沒有關係。那麼我們就貿易保護主義!你又說了。好吧,貿易保護主義——咱競爭不過中國、印度,把它們關外面還不行?後果又是什麼?提高的生産成本轉移到價格當中,誰來承擔?消費者。那些抱怨美國的商品、服務太貴的人,很可能同時是主張提高最低工資的人,卻不願看到這二者之間的聯繫。你可能又要說了,咱不讓他們把生産成本轉移到價格當中來,咱降低資本家的利潤率不行嗎?可以啊,but how?如果一家企業沒有違法,你怎麼強制規定它的利潤率?強制企業不許解雇工人、強制它僱用定量的新工人、貿易保護主義、規定企業利潤率,把這一切加起來,那叫什麼?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弊端,呵呵,還用得着我繼續推這副多米諾骨牌嗎?

      “保護弱勢群體”最後導致“傷害弱勢群體”,“道德制高點”變成“道德陷阱”,這就是所謂的悖論。不幸的是,這個世界充滿了悖論。

      認識這些悖論,需要比道德制高點更高的東西,那就是理性。當然,我絶不是說“最低工資法”不合理,事實上,我支持最低工資法。我說的只是,在討論這個法案的同時,要考慮它可能導致的不良後果,並對這個不良後果採取“配套”的預防措施,從而防止好心辦壞事。共和黨“給僱用窮人和老兵的小企業減稅”的附加條款,恰恰是基於這種意圖,因為最低工資法案真正衝擊的,其實並不是那些利潤豐厚的跨國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來利潤率就微薄的小餐館、小百貨店、小農場,一旦它們因為抬高的勞動力成本破産,或者不得不通過裁員來維持低運行成本,“弱勢群體”就從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羅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國曆史上提出最低工資法案的同時,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就業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進步項目”,通過大量的公共工程來增加就業機會,從而抵消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率的衝擊。後來,美國福利制度日漸完善,通過緩衝失業給個人帶來的經濟危機,同樣為最低工資的不斷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關思考引入中國呢?應該認識到中美兩國本質性的區別,如果說美國對勞工几乎存在“過度保護”,中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那種“中國的最大優勢就在於廉價勞動力,如果給工人確定最低工資就會嚇跑投資者”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想當然”。如果勞動力越廉價一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就越有優勢,那世界上最有投資優勢的應該是非洲。事實上,相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除了廉價勞動力,中國還有很多其他優勢:基礎設施、政策優惠、熟練勞動力、基本信用機制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要害怕稍稍抬高一點最低工資投資者就會跑到印度去呢?其實,中國勞動力極端廉價很大程度上不是國際競爭的結果,而是中國企業之間惡性競爭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讓所有企業集體提高最低工資,防止它們之間的惡性競爭,外國投資者未必會跑。工人受益,後果無非是讓美國的消費者為一條中國製造的牛仔褲多付一兩塊錢,何樂而不為?

      而且,由於許多研究表明窮人消費率比富人高,提高窮人的工資能夠更有效地拉動有效需求。在中國這樣一個“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裡,最低工資拉動需求的效果,應該比美國這樣一個“橄欖型”的社會顯著得多,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實行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率的負面影響更可能被其正面影響所抵消。當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國真的開始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法,還是需要許多配套政策以保證就業率,比如小企業的減稅、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強化福利制度、通過公共基建項目增加就業、提供優惠投資政策、加強勞動力培訓等等。總而言之,保護弱勢群體,絶不僅僅是佔領道德高地的問題,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

      (選自《民主的細節》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責任編輯:陳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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