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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系三巨頭:從蔡鍔到龍雲 終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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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下手了

  在蔣介石眼中,當時被地方勢力所割據的西南大後方,四川、貴州、西康都不足懼,惟獨雲南龍雲,虎踞全滇,開富增源,養精蓄鋭,所有軍事、行政、財政、人事都與蔣介石中央保持獨立或半獨立狀態,對蔣介石貌合神離,陽奉陰違,加上民主運動在昆明開展熱烈,蔣對此甚感不安。他因此秘密授意杜聿明:要在軍事上解決龍雲。

  蔣介石認為:龍雲不可原諒的“罪行”有三:“阻撓政令,危害抗戰,包庇左翼分子,使昆明成為共産黨的溫床。”雲南已成心頭大患。他曾經計劃挑起駐滇美軍跟龍雲部隊的矛盾,兩次陰謀未成後,他開始另謀良機。

  日本戰敗,1945年8月17日,對法西斯作戰的盟軍統帥部發布第一號命令指出:“台灣及北緯16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日本高級指揮官以及所有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蔣介石即以此為根據,命令以盧漢為總司令的第一方面軍,全部入越,在河內設立佔領軍司令部(臨時軍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其目的就是要調開龍雲的左膀右臂及主要武裝,對龍雲下手。

  龍雲對雲南軍隊全部入越的命令,很費躊躇。他在盧漢去越南受降前,密告盧漢:“如果後方有事,聞訊即火速回軍……”

  事實上,杜聿明已在10月3日凌晨5時左右開始採取行動。昆明北校場的龍雲部隊及北門憲兵大隊都表示願意照命令繳槍,但東門憲兵大隊不接受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城樓。有一個居民說,他同憲兵大隊的人相熟,自告奮勇,願將信送上城去。他得到憲兵大隊的同意將信送上去後,這個隊長一看是蔣介石要他們繳槍,立即開槍打死了送信人。於是槍聲四起,雙方交火。北門和北校場龍雲的部隊聽到槍聲,也翻了臉,開起火來。

  “一○·三事件”(又稱“十月事件”)事起倉猝,出乎龍雲意外。當時全國都沉浸在抗日戰爭勝利的興奮之中,龍雲對蔣介石也放鬆了警惕。10月2日午夜,龍雲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聲音倉惶:“龍主席,事情不對,不知有什麼意外,市區已戒嚴幾分鐘了,是防守司令部戒嚴的,電話怕中斷!……”話還沒說完,電話果然中斷。龍公館被包圍,交通斷絶。杜聿明、李宗黃兩人寫來的公函此刻送到,說明他們奉命改組雲南省政府的緣由。

  龍公館有一道後門,龍雲就是從兒出走的。離家時,穿着一件普通衣衫,把呢帽戴得很低。在他後面約100公尺的距離,有一個名叫劉興才的隨行副官緊跟,攜帶一支“自來得”手槍。他們約定:如果前面有阻擋盤查,可能發生危險時,龍雲抬手揭帽子,劉興才就從後面隱蔽處發槍,藉以轉移盤查者的目標,以便乘機脫身。

  10月3日是龍雲切齒難忘的日子,他曾多次對他的親信部下講述這次事變的過程,“我並沒有和蔣介石爭江山,奪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張不同。蔣介石搞中央集權,我主張地方均權;蔣介石要獨裁,我主張民主。抗戰期間,昆明就號稱民主堡壘。哪裏料到抗戰一勝利,這個龜兒竟用卑鄙無恥、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對付我。古今中外哪有用軍事突襲的方式改組一個地方政府的,真正是貽笑外人了,可恨可笑。龍繩文(龍雲第四子)從美國來信說,美國報紙刊登10月3日的事件,標題為《小偷式的襲擊》,並說這是‘中國抗戰勝利後的第一槍’。本來嘛!連我都容不下,蔣介石還容得下共産黨嗎?”

  從此,龍雲對蔣介石産生了幻滅感。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

  龍雲脫險後上了五華山,但失去軍事主力的五華山彷彿孤島,雙方僵持不下,最後還是龍的乾親家、蔣介石的舅子宋子文出面調停,允諾龍雲的生命安全,勸他接受改組,赴重慶任中央軍事參議院院長一職。於是“十月事件”3天后,龍雲與宋子文同機飛往重慶。

  按龍雲自己的回憶,在重慶與蔣介石見面時,他一見就指責蔣說,“我在你的領導下服務很久了,自問對你、對國家、對地方都沒有什麼對不起的。改組一個地方政府,調換職務,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採用正常方式,而用這種非常手段,未免過分,這樣做,恐對國人留下不良影響。”

  蔣介石難堪地回答說:“我的指示不是這樣的,這是杜聿明搞錯了,要處罸!”

  當時正值國共兩黨談判期間,龍雲很注意中共的主張及兩黨談判的情況。因為眼傷,他每天都要找人從頭到尾把《新華日報》讀給他聽。每次從《新華日報》上得知對蔣有什麼批評,他總是非常興奮,連聲叫好。龍雲見着要好的熟人,總是問:“看了《新華日報》沒有?”又說:“你們必須多看新華社的消息,新華社的報道可信,不像中央社是個造謡社。”一談到時局問題,龍雲經常說:“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這兩句話成了他到重慶以後的口頭禪。

  龍雲希望入越滇軍起來反蔣,為他報仇,但盧漢頗有難處。龍雲獲悉滇軍將到東北打內戰,盧漢要回雲南當光桿主席,非常生氣,駡盧漢“賣主求榮”、“忘恩負義”。此時,龍雲與民主黨派的聯繫加強了,甚至到了半公開的程度。周恩來在這段時間也曾與他相見,為他分析中外形勢,指點他,“不能呆在重慶,應該設法脫離蔣介石的魔爪,到香港或外地去,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生命才有保障”。

  飛虎將軍帶人遠走高飛

  1946年3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龍雲也被迫遷到南京,被軟禁起來,他被安排在中央路156號的洋房居住,受蔣介石嚴密監視。除總務廳長裴存藩隨時跟隨龍雲外,在龍雲住宅和軍參院附近,都安插了特務組,窺視龍雲院內的動靜。特務們還在龍宅大門對面搭了幾間臨時房屋,表面上賣茶點、冷飲,還有“修理汽車”的店鋪,裏面隨時停放着幾輛小汽車,以備急需。每當龍雲外出,特務們即乘車跟蹤。周恩來在離開南京的前一晚夜訪龍雲,第二天蔣介石就知道了。

  內戰不利的蔣介石,希望借助龍雲的軍事策劃能力,但龍雲直率地說,“我只會搞國防計劃,不會搞內戰計劃。”過幾天,蔣介石又把龍雲找去,赤裸裸地問:“能不能同共産黨打?”龍雲乾脆說:請委員長問問“三心”,如“三心”皆曰可戰,就可以打;如“三心”中有一心曰不可戰,那就打不得了。蔣介石問他“三心”是什麼意思。龍雲說,“一問軍心,二問民心,三問良心!”蔣介石聽後十分不悅。

  龍雲總是想尋找機會,逃離南京,無奈總被監視。直到1948年12月,被軟禁3年的龍雲才輾轉逃到香港。

  龍雲安抵香港後好幾天,蔣介石才知道龍雲逃脫的消息,盛怒之下,賞給憲兵司令張鎮一耳光,連聲大駡:“飯桶,飯桶!”據說張鎮下去後,把幾個專門監視龍雲的“飯桶”槍斃了。這幾個“飯桶”臨死時大喊冤枉,他們說龍雲還在卧室裡,並未逃走。原來龍雲逃出南京的當天,還傳說他當天請客,舉行宴會。他們根本不知道龍雲是怎樣溜出去的。

  龍雲自己在回憶錄裡揭了秘,原來是飛虎將軍陳納德從中幫忙:

  我派我的秘書到上海找陳納德密商,希望他派飛機來南京,我跟陳納德私人關係還處得好,他的公司是商業性質,自然唯利是圖,我跟他有舊交,又出巨款租他的飛機,我想他不會告密。他曾問我的秘書:“蔣是否有公開命令不許龍院長離南京;如有這種命令,就有困難。”我的秘書說:“沒有發過公開的命令。”他說這就好辦了,以後蔣如追問,我就有詞可措了。

  ……

  此時正值冬令,為了麻痹特務,我便大辦過年的東西,殺豬宰羊,醃肉,購買大量煤炭,作春節之用。特務看到這些情形,認為年前不會出事,監視也就比較鬆懈了。我改乘一輛吉普車,直到約定的地點。不幾分鐘,一個外國人(姓名不詳)乘車來接我,同到軍用機場,機場門衛揮旗三次阻攔,後見汽車是陳納德的,車內又有外國人,即免予檢查放行。

  在知道龍雲已經人去樓空以後,蔣介石的應對方法,几乎跟當年袁世凱應對出逃的蔡鍔如出一轍:他讓中央社公開發布消息,說,“準龍雲在港休假三月。”他派毛人鳳到香港毒殺龍雲,最後也落了空。

  最後一着將軍棋

  到港以後的龍雲,在一段深居簡出的生活之後,很快將精力放到策動雲南起義上。他曾托人轉告盧漢,“蔣介石節節敗退,會退到西南,最後退到雲南頑抗,是可以預料的。最後仍然是失敗,退到台灣或逃往外國,這也是肯定的。這樣一來,雲南成了最後戰場,大家和老百姓的困難不可設想。並且等待人家來解放,大家的罪惡賬是算不清的。唯一的辦法只有起義,才能自救,救雲南老百姓。想來盧永衡(盧漢)到了今天可以清醒了。你回去告訴他應該積極准備起義。才能自救和救雲南。若他同意,你們無論在朝在野,要擁護起他干。在外面找共産黨的組織關係和各黨派聯繫,我(龍雲)負完全責任。起義時間愈早愈好,總以解放軍未渡長江之前為好,太遲了搞成馬後炮,政治意義就談不上了。”

  其實,盧漢此時確已在醞釀,准備響應起義,不過由於雲南此時處於國民黨中央軍和蔣介石特務的包圍之中,因此他不能不採取比較慎重的態度。盧漢暗中派人與周恩來秘密接洽,商談起義事宜,但表面仍無法聲張。人在香港的龍雲對此並不知情,對昔日兄弟盧漢意見很大。

  1949年8月14日,龍雲在香港接見記者,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公開宣佈“雲南起義!”。香港各報立即以大字標題刊登了“龍雲策動雲南正式起義”的消息。這條消息衝擊了盧漢,也震動了蔣介石。盧漢憂心忡忡地說,“老主席發表談話倒不費力,可給我們穿夾腳鞋了。”這為盧漢暗中籌備起義增加了許多壓力。

  1949年12月9日晚10時,在西南邊陲,四萬多滇軍官兵突然倒戈,逮捕了國民黨西南行政長官張群、李彌、余程萬等高級將領,通電宣告起義,史稱“一二·九”和平起義。

  滇軍起義,後院着火,猶如晴天霹靂,徹底粉碎了節節敗退的國民黨在西南地區建立基地的機會。起義次日,下榻在成都陸軍學校的蔣介石,在經歷了一整夜無眠的煎熬之後,無可奈何地長嘆一聲:只有回台灣去過年了。蔣介石匆忙逃往台灣,從此再未能踏上大陸一步。

  長期綁在蔣系戰車上的滇軍,至此成了將死蔣介石的最後一步棋。但龍雲對盧漢的不滿依然存在,一是怪盧漢起義太遲,二是怪盧漢通電起義事先沒有知會他。

  直言惹禍的晚年

  龍雲對新政權的欣喜之情是真誠的。為了適應未來的新生活,他甚至咬緊牙關,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和幾十年養成的鴉片煙癮斷絶了關係。當時他的朋友與舊部向他苦苦進言,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遠渡重洋,寄居美國;中策是中庸之道,仍留香港;下策才是北上回到祖國。但龍雲不為所動,堅持回到了大陸。

  龍雲性格剛正耿直,1957年初的整風運動中,他曾在全國人大的雲南組會議上做過一次發言,主要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蘇聯是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可是,他們太欺負我們的黨和國家了,借我們的債,要高利息,要限期歸還。第二,雲南解放以前,雲南的農村已經遭到天災人禍的破壞,解放後應該讓人民休養生息。第三,我們涼山的彞族區域,還處在奴隸社會階段,社會十分落後。應該循序漸進地把他們帶進社會主義社會來。一來就搞階級鬥爭,實行土地改革,我覺得為時尚早。”

  他這直言不諱的發言一發完,老部下張沖就很擔心地私下對他說:“哎,你發言為什麼不事前找我商量一下,你對於當前的形勢一點也不明白,現在正在運動開始的時候,怎麼可以隨便潑冷水呢?”又說:“話說得是對的,可是這些話你只合私下向黨中央說,怎麼可以在群衆中間亂說呢?”盧漢在龍雲發言回家後也說:“老主席太孟浪,他說的話雖然在情在理,但在這反右的風頭上,怎麼能說這些話呢?要挨,要挨!”

  他們的擔心一點沒錯,正因為這個發言,龍雲被說成是“反蘇”就是“反社會主義”,“挑撥民族關係”就是“反黨”,他很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經歷了各種不合理批判。沒人知道晚年龍雲內心的痛苦,這頂沉重的大帽子一直伴隨着他到1962年去世,直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才摘帽。

  (感謝西南史專家謝本書教授及雲南陸軍講武堂歷史陳列館提供的大力支持。本刊實習記者宋娜對本文亦有幫助。

  本專題參考書目:《唐繼堯評傳》、《龍雲傳》、《討袁名將蔡鍔》、《民國勁旅滇軍風雲》、《謝本書史學研究回顧》、《迷茫的諸侯:民國時期的西南軍閥》、《將軍行——蔡鍔傳》、《西南軍閥》、《黑紅門:滇系軍閥全傳》、《蔣介石和西南地方實力派》、《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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