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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總編輯:我是“複雜中國”的報道者(3)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記者 徐梅 發自北京 圖/本刊記者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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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錫進(梁辰 攝) 6月20日,拍攝於環球時報會議室
胡錫進(梁辰 攝) 6月20日,拍攝於環球時報會議室
胡錫進(梁辰 攝)
胡錫進(梁辰 攝)
《環球時報》辦公樓(梁辰 攝)
《環球時報》辦公樓(梁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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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日出版的《時代》周刊評選出了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傳媒人胡舒立是5名上榜的中國人之一,其他4位包括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國防部長梁光烈、時尚出版人洪晃等。

  在談到自己對事業的理解時,胡舒立說在中國推進自由主義的新聞理念,需要“堅信自己所做的,聰明地去做,並且永不放棄”。

  耐人尋味的是,被外界視為與自由主義新聞理念格格不入的胡錫進也在微博中透露了自己的職業風險,“做媒體難,得擔當,敢冒險,還得智慧有度。喜歡不喜歡,這就是中國媒體的現實環境。你要承受得起失手時必須付出的代價,以及完全不知道你苦衷的網友的指責。”

  接受本刊專訪時,他說,“我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有時是和官方不一致的,我寫過很多檢查,也接到過有關方面的電話,希望我們不要談某些問題,經常有這種情況。”

  他認為《環球時報》在中國傳媒業的共同限制語境下做了許多可貴的嘗試,並堅信未來新聞史會給自己和《環球時報》一個正面的評價。

  “這些年《環球時報》在國際報道領域突破的禁區,或許沒有哪家媒體能和我們相比。我們這一兩年不斷觸碰敏感話題,我們該說話的時候沒有沉默,這需要勇氣,這樣做對於一點聲音也沒有,是一種進步。”

  在外媒眼中,《環球時報》是一張“商業民族主義”新聞紙。英國《金融時報》稱,其成功方式“部分在於吸引中國新的民族主義,為擁護軍力擴張的聲浪和對西方的強硬批評提供大量版面”。

  剛剛結束的中德媒體論壇上,德國《世界報》記者這樣形容胡錫進,“《環球時報》被認為特別愛國,但胡的表現完全不同於一個幹部型記者。他說,‘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可以進行批評,我們也想改進體制,但是我們不想要混亂。’他戴着鮮艷的領帶,髮型讓歐洲人想起披頭士樂隊,說話富於激情,不帶講稿。”

  胡錫進表示自己留意但並不在意外媒對自己的批評,“《環球時報》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和中國崛起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通過外媒態度可以看出,《環球時報》是中國的主流報紙。外界在批評中國的時候,把《環球》一起批評。就像我們批評美國時,經常連《紐約時報》一起批評一樣,這恰恰說明我們和中國命運連為一體。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情,這值得我們驕傲。”

  來自微博的批評也同樣不能動搖他的自信,“《環球時報》這麼大的發行量,這意味着大家在讀我們的報紙,認同我們的立場。大多數人是支持我的。”

  杜駿飛認為,胡錫進可能誤解了“主流化”的新聞學意義,“首先,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確的;其次,對主流化的追逐,過去、現在、未來都永遠不可能是新聞價值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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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省理工學院的媒體實驗室創始人兼執行總監、早期互聯網的思想家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Negroponte)曾經預測說,互聯網的全球化,將改變我們的國家觀念。他預測,國家將會蒸發,“就像一個樟腦丸,從固體直接變成氣體”,“民族主義將不會比天花有更多的生存空間”。

  然而在中國,這顆樟腦丸揮發的速度似乎要慢許多。

  楊錦麟先生笑言,“在鳳凰衛視,我的同事董嘉耀所主持的《軍情觀察室》,在鳳凰所有欄目中,收視率一直位居榜首,其他欄目再出彩再優秀,一般都無法超過這個節目的收視率。”

  究其原因,他認為隨着綜合國力、國際政治影響力和崛起速度的遞增,中國被激活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在水漲船高,“他們需要一個情緒的宣洩口,需要不斷被調動日益高漲的大國情懷,甚至也需要在虛幻或現實的政治情境中獲得和平年代所無法獲得的精神快感。”

  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西方國家孤立中國,國內也呈現出不少社會矛盾,在一種有意無意的鼓勵下,民族主義——往往流於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氛圍開始在中國社會升溫,再經由北約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中國經濟迅速成長、舉辦奧運會等負向或正向事件的發酵,民族主義在中國漸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思想勢力,與自由主義、“新左派”鼎立為當代中國三大社會思潮。

  對美國的態度是當代中國人民族意識的一個風向標。1995年5月至8月,《中國青年報》等單位進行了新中國曆史上一次引起廣泛影響的調查——《中國青年看世界》,第一次通過對西方、對美國的看法,把中國普通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意識反映出來。這次調查結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青少年一代表現出了明顯的反美愛國情緒。調查顯示,87.1%的青年人認為美國是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同時超過5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最反感的國家是美國,美國高居最反感國家的榜首。參與此次調查設計的學者房寧評論,“這樣的驚人數據,與人們對中國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觀念自80年代以來形成的印象大相徑庭,大大出乎包括調查主辦者在內的許多人的意料。”

  2003年的一項類似調查中,日本取代美國被列為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最無好感的國家。

  隨後,《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等3本暢銷書的問世,被看作中國青年一代民族意識新覺醒的標誌。其中,《中國可以說不》據說賣了300萬冊,成為中國建國以來最為暢銷的政治評論性書籍。但就是這本書,連作者本人都承認不夠專業,有濫喊口號之嫌。“商業上的嘩衆取寵比較多。除了直接賺取人民幣,還包括迎合意識形態,向上爬。”袁偉時說。

  《環球時報》則構成了報紙的一道風景。《美國又叫嚷受中國排擠》、《日美相互慫恿防中國》、《美國你別瞎攪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尖鋭聳動的標題一度引來多方批評。

  2004年7月30日,在時任總編輯何崇元的主持下,該報社委會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何崇元稱之為“報社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轉折性會議”。會上,他要求采編人員轉變思想,達成共識,“摒棄冷戰心態,客觀看待中外矛盾;避免情緒化,文章標題、內容、措辭要穩妥、平和、客觀;消息和資料來源要真實、可靠”。

  《環球時報》一個重要的議題是中日關係,其中對日本“揭露”、“抨擊”性的報道和言論占了絶大多數。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中存在着一大批仇日甚至逢日必反的國民,其中,歷史問題的糾葛構成了對日不信任的基調。對此,袁偉時教授說,“應該將歷史真相告訴年輕人。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國,歷史事實不容否定。但是日本也幫助過中國。20世紀初,中國在教育體制、司法體制上有過很大進步,日本在這兩個方面給過中國很大的幫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和日本漸漸成為利益共同體,貿易量非常大,就不能再簡單地鼓動對日本的仇恨。過去我們對日本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日本採用右翼否定侵略的教科書的學校只占0.47%,承認戰爭罪行的是主流。日本的《讀賣新聞》特別組織了一個侵華戰爭的調查,根據這個調查還出了一本書,用客觀數據承認日本的侵華罪行。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南京大屠殺,咱們說是30萬,他們認為是5萬。我跟日本記者說,不要說是5萬,就是殺了5個人也是不正義的,這些問題上應該毫不含糊。另外一個方面,不要老是糾纏這些歷史問題。要看到世界發展趨勢,中日合作是現在的大局,要促進中日的自由貿易,進一步促進東亞的自由貿易。以歐共體為榜樣,走向區域聯合,共同走向和平與繁榮。這才是一個媒體應該採取的姿態。”

  杜駿飛說自己也常被這些“閃亮的標題”所吸引。“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樣,看這張報紙的時候很分裂。”他認為互聯網攻擊《環球時報》的人中間,有不少其實是經常看《環球時報》的,“否則他們不會駡得那麼準確,不會駡得那麼熟練”。

  “公衆應該能理解《環球時報》在對外抗爭上,採用發展新聞學的姿態,強調民族利益、國家立場,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義的。但是在國內報道時,中國有那麼多的苦難,那麼多的社會危機和階層衝突,這些在《環球時報》中甚少涉及,有時還在故意遮掩,讀者就會不買賬。因此,讀者在讀《環球時報》時,會假設其作為外交宣傳的選擇性發聲有正當性,而同時也會認定:其作為內政新聞的選擇性遮蔽有不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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