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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稅應廢棄累進稅率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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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收的真相(九)

  ◤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的原因,並不是合法的勞動收入差距過大,而是腐敗與官商勾結的不當得利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但這些灰色與隱秘的收入不可能被徵收個人所得稅。

  黃凱平

  累進稅率對不同收入的人群適用不同稅率,收入越高,適用稅率也越高,對低收入人群則適用低稅率,這樣可以讓富人多交稅窮人少交稅。在一些人看來,只要設計出優良的累進稅率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差距就會被遏制,貧富差距就會縮小。

  很多人認為,貧富差距是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縮小貧富差距是政府理所當然的奮鬥目標。“均貧富”也一直是歷代農民運動的口號,鬥地主、分土地等各種劫富濟貧的手段與政策現在依然能獲得很多人的同情與共鳴。理想的累進稅率也可以調節貧富差距,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都實施累進稅率的個人所得稅,其目的也是試圖實現“均貧富”的社會理想。

  累進稅率不可能解決貧富差距

  累進稅率的主張貌似非常合理,但實際陷入了誤區。正當的貧富差距並不可怕,沒有貧富差距的社會則難以想象。貧富差距的原因很多,由於個人的能力、運氣、智力、學識和努力程度等諸多不一樣,人們的收入也千差萬別。這類貧富差距即使再大,也完全不必通過稅收調節。

  人們期盼縮小貧富差距,很大程度是不滿各種制度性的不公正。但要解決這些不公,只有通過放開政府管制、消除特權、打破行政壟斷並建立自由市場才可能實現。不改革産生不公平收入的制度,只是試圖對這些不當所得多征稅,這是舍本求末,不可能解決問題。

  就中國來說,實行累進稅率的個稅制度尤其不妥。我國絶大部分繳納個稅的人都是靠工資或其他勞動收入,甚至可以說,凡是需要繳納個稅的收入,基本上都是誠實勞動的合法收入。而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的原因,並不是合法的勞動收入差距過大,而是腐敗與官商勾結的不當得利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但這些灰色與隱秘的收入不可能被徵收個人所得稅。如果權力難被有效制約,灰色收入泛濫,企圖通過個稅來調節貧富差距無異痴人說夢。

  既然無法對腐敗所得徵收個稅,那過密的稅率層級與過高的邊際稅率就只有對付誠實勞動的高收入群體了,但這非但不能縮小貧富差距中的不合理部分,拿正當收入者比之於腐敗所得者,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了。

  即使在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累進稅率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也非常弱。從1952年到1981年,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針對富人的最高邊際稅率在50%到92%之間,窮人適用的是最低稅率,在11%到22.2%之間。雖然適用稅率的差別如此巨大,但個稅對高收入階層的影響卻非常小。徵收個稅後,高收入階層的稅後收入占總收入比例對比稅前只下降了2%到3%。1981年,最上層15%的納稅人稅前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為38%,而稅後這一比例只下降到了35%。

  累進稅率弊端重重

  累進稅率讓富人多交稅的理論依據是,富人財富增加的邊際效益比窮人低,多掙一元錢對富人來說意義不大,但對窮人卻更有價值,因此富人不如把這些作為稅收繳出,由政府再轉給窮人,這樣富人沒什麼損失,窮人卻獲得很大實惠。

  累進稅率與富人為敵,試圖通過剝奪富人的財産而達到社會共同富裕,這往往事與願違。在一個自由市場中,正當致富的富人的財富並非平白無故地獲得,都是通過自己的智慧與汗水賺來,而且富人大部分財産也不用來享受奢華生活,而是投資與再生産,或者做慈善,這不僅繁榮市場,也為窮人創造就業機會。如果政府通過高稅負來剝奪富人的財産來為窮人提供福利,這不但不道德,還會挫傷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甚至還會培養出一批依靠政府救濟來生活的懶漢。正當致富的富人財産如果被以各種貌似有理的形式剝奪,這不可能帶來共同富裕,只會導致共同貧窮。

  在一個高稅負環境中,為了考慮經濟增長與市場繁榮,政府一般會出台各種稅收減免措施。富人交稅多,避稅動機自然更強,為了應付累進稅率,富人會花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研究各種避稅的辦法。他們往往會聘請專業的稅收籌劃人才來規劃自己的收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稅收優惠措施來使自己盡量少交稅。於是政府又會對稅法進行修補,使得稅法越來越繁雜。只要繁雜,漏洞就會越多,人們避稅的動機就會越強,而富人的避稅辦法總會更多,結果總是適得其反。

  例如,美國聯邦稅法1994年版是1400多頁,兩大卷,而用於解釋和細化所得稅的稅則多達6400多頁,四大卷。1975年以來,美國國內收入法典規模翻了三倍,2001年到2008年,共修改了3250處,平均每天修改1處以上。現在,美國國內收入署每年向一億多納稅人寄送多達800億頁的稅務表格和填寫說明書,首尾相接,這些表格和說明書足可繞地球28圈。這個龐雜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養活了七八十萬稅務師,浪費了大量錢財、時間和精力。普通人請不起稅務師,相對稅負可能比富人還要重。據統計,美國個人所得稅的偷漏稅規模達到千億美元以上,而且每年還在擴大。

  現在是全球化時代,過高的邊際稅率並不能真正壓榨到富人。因為資本與人才都可以在全球落地,富人可以越來越自由地移民國外來躲避國內繁重的稅負。英國的歌星、德國的賽車手、意大利的男高音演唱家……都在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好處逃避繁重的稅負。宜家家居的創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是全世界排名第七的富人,他是瑞典人,卻居住在瑞士洛桑市,原因就是這裏稅負低,不對富人進行懲罸性徵稅。

  過分的累進稅率還會把人才趕出國門。在任何一個國家,資本與人才都是生産的發動機,沒有這些,經濟增長就會陷入停滯,技術也很難創新。政府收入的降低自然不用說,還會導致失業率升高,大量窮人找不到工作,最終會降低整個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損失的還是全體國民的福利。

  廢棄累進稅率是全球趨勢

  降低個稅稅率、減少個稅層級是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大趨勢,經合組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平均降低了26個百分點,稅率層級平均從10級以上減少到不足6級,其中英國從10級減少到2級。非洲、亞洲、歐洲、拉美和北美的稅率也差不多下降了同樣幅度。

  各國為了吸引人才與資本,都紛紛在降低本國的稅率,簡化稅制。稍有遲疑,大量資本與人才就被稅率更低的鄰國搶走。現在已有包括俄羅斯在內的25個國家與地區的個人所得稅開始放棄累進制稅率,採用單一稅率,這些“單一稅俱樂部”的個稅平均稅率僅為17%。

  我國現在也是資本與人才外流的大國,要吸引人才與財富,除了要有保障人權的法治外,減稅並簡化稅制也是必要的途徑。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以前是九個層級,2011年9月份開始改為七個層級,而最高邊際稅率仍為45%,這雖然有些許進步,但離理想目標還差距太大。我認為,個稅改革不僅要降低稅率,並且應簡化並最終廢棄累進稅率。

  (本文由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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