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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藏富於民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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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楊方

  康乾盛世是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的最後一個黃金時代,在這130余年中,國力強盛,對外開疆拓土,台灣、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以及廣大的中亞地區逐一納入了帝國版圖,幾千年來對中國農業文明威脅最大的游獵民族入侵被徹底終結,人口伴隨著經濟的繁榮在長達百余年的太平盛世中也快速增長,達到了空前的3億。此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超級大國,東方無可爭議的霸主。

  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看,國家軍力強盛、對外開疆拓土的同時會伴隨著對內的橫征暴斂,因為強大的軍力和戰爭需要經濟的支撐,導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征南越、建長城、修宮室耗費天下民力,結果強大不可一世的秦帝國二世而亡;漢武帝征伐匈奴的結果是戶口減半,民怨沸騰,漢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個秦始皇;唐玄宗對外頻繁用兵,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親歷者杜甫形容:“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結果開元、天寶盛世轉眼成空,安史之亂爆發,同樣天下戶口減半,唐朝走向了衰落的不歸路。

  康乾盛世開拓的版圖空前,用兵頻繁,僅乾隆時期的兩征彈丸之地金川就耗費了七千余萬兩白銀,從歷史經驗看,橫征暴斂似乎不可避免。但在這一時期,不僅沒有增加賦稅,更奇怪的是康熙、乾隆二位皇帝頻繁下令蠲(juān)免天下賦稅,其力度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在中國帝制時代,如果某地發生災荒,皇帝下令賑災同時蠲免該地的賦稅並不鮮見,稱為“災蠲”,例如康熙十八年北京發生地震,在救濟的同時,還將受災最重的通州、三河、平谷“本年地丁錢糧,盡行蠲免”。但康熙、乾隆的蠲免賦稅行為的主要起因並不是災荒。

  康熙曾多次南巡視察河工,體察民情,他認為自己的出巡會對地方造成一定的騷擾和負擔,因此他經常蠲免所經地方的賦稅,這就屬於“恩蠲”———“遇國家慶典,或巡幸,或用兵,輒蠲其田賦”,即使沒有慶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經常“無緣無故”蠲免天下賦稅,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2年間,他總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錢糧共計545次,總計折合白銀達1.5億兩。康熙中期以後,天下太平,經濟繁榮,國家歲入不過三千五百余萬兩白銀,即相當於免除了4年多的歲入。康熙年間,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米價徘徊在每石白銀六七錢至一兩二三錢之間,以此折算他蠲免了全國約1.5億石米(135億公斤)。

  “以皇祖之心為心”、“法皇祖之事為事”的乾隆皇帝一直以康熙為楷模,在蠲免上更是青出於藍,他在即位之初就宣佈免除以前的欠賦,僅江蘇、安徽兩地就免了賦銀一千余萬兩,最為突出的是他先後5次免除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另外,當時東南各省還承擔向北京輸送漕糧供養皇帝、貴族、官僚、軍隊的任務,每年定額400萬石,加上運輸、損耗的成本,民眾的負擔很重,康熙在位也僅免除過一年的漕糧,而乾隆曾先後三次全免一年的漕糧。在其執政的63年裡,乾隆皇帝多次以多種名義免除的天下賦銀超過3億兩;乾隆時期米價上漲,每石約為1.5兩白銀,3億兩白銀相當於2億石米(180億公斤)。

  康熙、乾隆免除的賦稅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康熙年間,全國財政收入每年不過兩三千萬兩白銀,在最鼎盛的乾隆時期,全國財政收入也不過5000萬兩,而其時的全國人口已經超過一億,乾隆中葉後更超過了3億,即人均每年承擔的賦稅不到半兩白銀,約合30公斤米。如果以現在的米價每公斤4元人民幣計,康乾時期人均承擔賦稅每年不到120元人民幣。黃仁宇感歎:“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余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賦稅很輕的國度。

  雖然清朝的賦稅很輕,康乾時期又對外積極擴張用兵,同時大興各種工程,但每年國家財政都有盈余,國庫儲備銀也逐年上升,康熙四十五年國庫存銀已經超過五千多萬兩,以後雖有起伏,但總體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國庫存銀達到空前的八千多萬兩。充盈的國庫無疑是大幅度免除賦稅的重要物質保證,但藏富於民的政治理念才是政策得以實施的根本原因。乾隆認為:“天地只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寧使茅簷蔀屋自為流通。”即與其將財富積聚國庫,不如讓它流通於民間,藏富於民,才能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富足了,國力自然會變得更強;正因為此,康乾時代才能在對外積極擴張、對內大興工程的同時卻不增加賦稅和人民的負擔,因為國力強盛,扣除軍費和工程費的開支,國家財政照樣有盈余。

  減免賦稅的更深層原因在於,中國傳統的帝制時代,國家屬於皇帝私有,所有權分明,即所謂的“家天下”,皇帝對國家負有無限的最終責任,而官僚只是皇帝雇傭的職業經理人,他們的利益並非完全一致。官僚的尋租、謀利的主要手段就在於徵收賦稅,利用徵收過程中的“耗羨”(損耗)中飽私囊,耗羨甚至可以與賦稅相當,他們有增收賦稅的天然沖動,因此免除賦稅的最大利益受損者是各級官僚。皇帝為了自己、祖宗、子孫的社稷計,制定的政策要立足於長遠,而不是一時;作為被雇傭的職業經理人官僚更注重於其在位的一時,而不是長遠,這是皇帝與官僚天然的利益分歧。作為政治家的康熙、乾隆深謀遠慮,採取免除賦稅、藏富於民的政策正是出於這種長遠的考慮。兩千余年帝制的中國始終是世界超級大國,這種所有權和責任分明,有效避免了政府成為一個與民爭利,淪為剝削國民的利益集團,皇帝監督官僚的制度於此功不可沒,因為它可以保證政策的長遠性、持續性以及政治的制衡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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