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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會三部曲:維權、自主、全球化 南風窗
林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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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經1950、1960年代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之後,台灣地區的共產黨與左派勞工組織銷聲匿跡。噤聲的勞動階級,付出極大的血汗代價,包括了一度全世界最高的職業災害比率、世界上最長的工作時間、對勞工階級包括其子女,在教育機會與文化生活上的剝奪、對女性與少數民族勞動者的歧視等等,開創了所謂的“經濟奇蹟”。

  當時一首流行的閩南語歌曲《孤女的願望》,就描述了台灣打工妹離鄉背井的心情:

  “請問門口的保安大叔啊

  人家說這間工廠有要用工

  我雖然還年輕什麼也不懂

  同情我地頭生疏此外無希望 

  即使少錢也得忍耐三年五冬

  為將來為著幸福甘願受苦來勞動

  有一日總會得到心情的輕鬆。”

  因此,人們有理由問:工會做了什麼?

  台灣工人維權運動的萌芽

  1980年代以前,國民黨在各“國有”事業與企業單位設立了工會,由黨員幹部兼任工會領導,但是一般的私營企業主都抗拒國民黨介入工廠管理。隨著私營企業成為主流,工會組織率嚴重萎縮;即使成立了工會組織,幹部腐化仍十分嚴重,有時候企業主或經理人就兼任工會理事長(主席)或秘書長(總書記)。工人私下笑稱為“福利品工會”、“花瓶工會”或“閹雞工會”(閹掉的公雞不會鬥)。

  在台灣迅速都市化、工業化的過程中,利益集團與工廠老闆對工人的侵害日復一日,違法加班、工傷與積欠薪資的事件層出不窮,貪腐的地方政府對於工人的投訴多 “吃案”視而不見,使得民間維權意識逐漸覺醒。

  1984年5月1日,一群維權人士聚集在台北市義光教會,成立了台灣戰後第一個勞工NGO——台灣勞工法律支持會,這是一個以法律服務來協助工人的團體。就在同一天,由於美國工會與台灣貿易順差造成的政治壓力,國民黨推動了《勞動基準法》也就是台灣的勞動法通過。這兩件事對台灣的勞工運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在國民黨威權體制鬆動之下,台灣勞工法律支持會的少數律師與知識分子,以1984年的勞動法為主要依據率先開始法律維權服務。當時勞工法律支持會裡默默無聞的工作者,如今已赫赫有名,包括義務維權律師陳水扁,曾任NGO主席的邱義仁、陳菊(現任高雄市長)、郭吉仁(曾任“勞委會”副主委,相當於勞動部副部長)與簡錫(曾連任“立法委員”)等。

  當時的NGO維權只是協助處理法律案件,但是也使少數受害工人成為覺醒的積極分子;保障人權的素樸正義感,使得大學生與青年工人紛紛投入志願者的行列。之後,隨著戒嚴、報禁與黨禁的解除,以及政治強人蔣經國的逝世,政治自由化與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牽動了整個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

  八八工潮的影響

  就在蔣經國逝世之後的1988年2月,桃園客運工會的曾茂興打響了罷工的第一炮,客運業的罷工蔓延到苗栗縣、新竹縣與台中縣,使得當地交通癱瘓,並且意外引發全島各工業區的連鎖反應。

  這是自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之後的第一波全島工潮,據估計各地陸續有300000工人無預警參與了罷工。許多工人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早上有工人到工廠發放爭取加薪、組織工會的傳單,不到中午流水線就紛紛停擺,沒有組織的罷工就在他們的工廠裡持續了一周,工人停下來談論加薪與工會,也有人搗毀機器或產品,甚至蔓延到上下游的廠房。

  “八八工潮”震撼了蔣經國死後陷入權力鬥爭的國民黨政權,多數工人的手段與目的都十分溫和,組織也不健全。就罷工的訴求來看,多數是“順法維權抗爭”,工人只是希望依據勞動法,爭取最低工資與依法計算加班費。這一年台灣的實質工資成長率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然而,“八八工潮”最大的影響,是讓台灣工人發現了自發工會組織的必要性,工人開始在國民黨之外發展“自主工會”,國民黨當局大為緊張,賄賂收編、搜捕與起訴事件不斷發生,曾茂興等多名積極分子被判刑。

  然而,台灣的學生運動與民主化帶來了工會發展的新契機。一方面,1991年底台灣的立法機構全面實施普選,成為台灣由“自由化”轉向“民主化”的轉折點,基層工會加速擺脫國民黨的收買或控制;另一方面,工會幹部認識到勞動法令的局限,從 “順法抗爭”走向了 “修法抗爭”。

  自主工會的發展與反對黨的地方執政息息相關。1994年,在民進黨執政台北縣的默許下,台北縣產業總工會突破法令限制而成立,隨後,台北市在陳水扁市長任內,展開產業總工會的組織。1997年,各地產業總工會紛紛設立,與國民黨主導的總工會系統相抗衡,並且把矛頭對準了國企私有化政策與社保制度改革。

  社會政策與私有化衝擊

  台灣在1990年代中期,受薪階級仍然沒有像樣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與退休年金。一方面,國民黨李登輝在選舉壓力下展開社保改革,推動 “全民健康保險”,工會發起一系列抗爭,成功地將健保的勞工分攤比由五成壓到兩成,工會也可以參與監督社保基金的決策。此外,修改勞動法、協助銀行業等成立第三產業工會,都成為工會組織與政策的主題。

  最驚人的組織發展,來自國民黨推動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所造成的反彈。台灣的“國有”事業與企業多是油氣、水電、交通等員工動輒上萬、壟斷性的大單位,工資與福利受到單位保障,但是私有化之後面臨裁員與減薪的壓力。

  1990年代中期,這些超大型“國企”的員工領袖,為抵抗私有化政策展開串連,提出公用事業應該維持政府管制、不該淪入私人壟斷的看法,這種 “反財團、反壟斷、反官商勾結”的訴求,也獲得部分輿論支持,國民黨工會幹部卻進退失據。電信、石油、電力等企業的工會紛紛成為自主派,最後,多數“國有”的銀行員工會也形成全島性的聯合會。

  然而,自主工會增加並不代表維權“上訪”爭議消失,事實上,官方處理的勞動爭議仍持續增加,全球化更導致嚴重的中壯年工人失業潮。雖然勞工行政機構逐漸趨向依法行政、保護勞工的立場,基層工人組織工會時仍然受到資方壓制。惡性關廠與資本外移的衝擊,更成為私營製造業工會的惡夢。

  後民主化與全球化轉型期

  2000年3月的“總統”大選導致政黨輪替,是年5月1日,“全國產業總工會”在陳水扁的承諾下成立 (當時陳水扁與宋楚瑜都簽下競選承諾,只有連戰未同意),這個政策,突破了舊工會法中總工會壟斷一切的法令框架。至此,多數工會已經全面自主化,告別了國民黨幹部與工會幹部不分的狀態,在政治上,也與不同的黨派結盟,與美國或歐洲類似,工會與資方在立法院形成彼此利益衝突的遊說團體。

  台灣民主化之後,總工會系統的組織發展,或多或少與政治上的藍綠分化有關。“全國產業總工會”包括了多數的自主工會,基層組織與抗爭經驗較豐富,與民進黨關係較深,漸漸佔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國民黨在喪失行政資源的情況下,所屬的工會分裂成7個工會組織,最具實力的“全國總工會”也面臨轉型,從過去壓制反國民黨活動,變成積極反對民進黨政府的工會。

  整體來說,台灣的工會體系,逐漸走向制度化、多元化與政治結盟重整的階段。對此,評價並不一致,有人認為這是新政府分化工會的陰謀,也有人認為是政治自由的必然趨勢。但可以確定的是,大工會取代了勞工維權NGO的地位。台灣的社保體系,也有朝嚮日本或德國式 “勞資政”三方協商的發展趨勢,只不過在全球化衝擊下,工會更為弱勢。

  對台灣的工會組織來說,全球化的衝擊來自三個方面。首先,台灣第二產業的就業人口,自1980年代以來從五成掉到三成,產業外遷到大陸與東南亞是主要原因。第二,本地就業結構中的底層,被全球移民勞工取代。第三,台灣當局在金融全球化的壓力下,政策倒向大財團與私有化,也會打擊工會組織。

  陳水扁執政下的勞工政策

  在執政之後,民進黨政府的意識形態左右搖擺,導致與自主工會領袖在維權時期的戰略合作關係有所動搖。例如2001年在全球經濟不景氣衝擊下,工會所推動的社會民主與勞工福利的政策方向,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翻,使陳水扁政府遭到外界嚴厲質疑。

  此外,2000年到2004年間,在工會組織與NGO的持續壓力下,民進黨陳菊擔任“勞委會”主委任內,推動了兩周八四工時法案(原勞動法為一週四八工時),兩性工作平等法、失業保險與勞工退休金立法等,對健全社保制度不無貢獻。但是引進外籍勞工政策卻成為民進黨政府貪腐的溫床。

  台灣當局為了調控國際勞工輸入,將管理外勞的責任賦予少數特許的中介業者,形成中間剝削。在高雄市捷運(地鐵)工程中,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涉及收受中介的華盤公司賄絡,使該公司獲得政府特許的利益,華盤公司則從外籍工人身上扣款,宿舍與伙食條件極差。2005年8月,來自泰國與印度尼西亞等外籍勞工對長期的剝削忍無可忍,千餘人對宿舍縱火發動抗爭,最後與警方談判和平落幕。

  高雄捷運外勞弊案揭露了民進黨政府的政商關係陰暗面,使得謝長廷內閣多名成員下台,也令連任的陳水扁形象受到重創。

  為了提振2008年的選情,蘇貞昌內閣在今年提出調漲基本工資方案,預估可能令基層員工調薪5%~11%,企圖討好工會、緩和民怨,但卻引來工商業界的抵制。各方在勞工政策上拉鋸,結果仍難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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