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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剪情懷剪商業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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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中國電影預告片圈裏的大牛,5年裏,剪了兩三百部好片和爛片的電影預告片,有人说他一身江湖氣,商業至上,“幫爛片吆喝”,他说他只是個生意人。

  魏楠说自己是生意人,不是藝術家。他做預告片製作,從不區分好片和爛片,出錢利落的,都是優質客戶。

  羊年大年初一,中國觀衆擠爆了大城小鎮的電影院綫。當天,七部賀歲檔影片同時上映,創造了單日3.56億元的票房紀錄。在此之前,魏楠忙活了一陣子,親手剪出《狼圖騰》、《鐘馗降魔》和《奔跑吧兄弟》的預告片。

  從2009年為張藝謀的《三槍拍案驚奇》製作預告片起,魏楠和他的“追蹤者”影視製作公司几乎包辦了50%的院綫電影預告片製作,甚至,“預告片”這個概念都是他和張藝謀引入中國的。

  “從小我就在和張藝謀身邊的人發生關係”。

  整個春節魏楠都沒過安穩。3月20日,由他製片和導演的電影《從天兒降》即將開機,這是魏楠為自己謀劃多年的轉型契機。

  “這些年積累的人脈和經驗越來越適合做製片人和導演的工作,總做預告片沒什麼意思。”魏楠對電影和影視圈的感情很複雜,他是小童星,5歲被北影廠導演選中入行,之后十年一直混在各個劇組裏。16歲,他厭惡過演員的閉塞生活,離開了影視圈,“在社會上瞎混”。十年后,又以剪輯師的身份回到這個圈子。

  五歲拍電影時魏楠就認識了當時的攝影師趙小丁,后來,趙小丁成為張藝謀的御用攝影師。“從小我就在和張藝謀身邊的人發生關係,你说這事巧不巧?”魏楠身上有江湖氣,相信某種不可言語的命運安排。他一直視張藝謀為自己的貴人,總说“是張藝謀帶我入行的”。

  當年,魏楠在一家后期公司做學徒,公司規模小,老闆加員工不過五六個人。從2000年到2003年非典前,魏楠做了三年“掃地僧”,負責打掃衛生和公司所有設備的維護。

  “一個師傅帶着我,每天晚上教我點東西。”魏楠说。

  非典來了,魏楠的機會也來了。當時,公司只剩下三個人——老闆、前台和魏楠自己。“沒人幹活,我只能上了。”魏楠第一次像個真正的剪輯師一樣,坐在電腦前,打開軟件,導入原始素材,“那還是一大活兒呢,‘中國國家旅遊局形象片’,總導演是張藝謀”。

  魏楠不那麼懂電影,但腦子靈,還懂點音樂,“把片子剪得很活分”。成片出來,老闆和客戶都滿意,從那次起,魏楠成為了真正的剪輯師。

  曾經混劇組、混社會,魏楠在各種魚龍混雜的圈子裏折騰過,自然很會把握拓展人脈的機會。“從那次旅遊局宣傳片起,我就開始熟悉張藝謀身邊的人了。”魏楠说,2004年,他想離開公司,“搞搞藝術去”。通過“當年那個宣傳片的執行導演的女朋友”,魏楠得到一個為張藝謀剪輯電影紀錄片的機會,那部電影叫《千里走單騎》。

  “沒剪好,一部文藝片快被我剪成廣告了。張藝謀看了,覺得不太行,然后就拜拜了。”魏楠回憶。

  魏楠當然不會輕易放過張藝謀,中間經歷了混香港、做廣告、開公司,他又有機會和張藝謀坐在一起:“公司正准備關門,張藝謀的製片打電話給我说,導演想見你。”當時,張藝謀正在拍攝《三槍拍案驚奇》,他對魏楠说:“這麼多年,你又干電影又干廣告,我覺得你比較適合商業的東西,這樣,你幫我賣賣電影吧。”

  於是,就有了《三槍拍案驚奇》的預告片。“片子在業內動靜很大,一下子把我從屌絲的位置提了起來。”魏楠说。

  和那麼多導演打過交道,但他很難和導演成為朋友。

  《三槍》之后,“預告片”的概念開始流行,魏楠成為這一領域的大牛。80后,京片子,腦后一縷長辮兒,滿胳膊文身,喜歡騎摩托……魏楠把自己打造成行業明星。

  “沒有營銷哪有品牌?當然,你得有活兒,有真傢伙,不然怎麼營銷都沒戲。”

  魏楠口中的“真傢伙”是一個好萊塢模式的電影預告片製作團隊,從聲音、特效到剪輯,每個流程上都配備至少一位行業頂尖人員。公司招人的唯一標準是“作品”,沒有作品,再牛逼的學歷也不待見。

  不久前,魏楠的“追蹤者”公司搬進了新辦公室,獨幢小樓,1300平米,每個製作環節有一個單獨的辦公室。為了提防影片資源外泄,公司有一個安保嚴密的房間,所有電腦主機都鎖在裏面,空調24小時運轉。

  几乎所有國內一綫導演的片子魏楠都剪過:“張藝謀、陳凱歌不過問預告片,他們知道商業的東西要交給做商業的人。陳可辛人很溫和但也很固執。寧浩多商業啊,他是廣告導演出身,我們沒什麼爭執。烏爾善也是很專業的商業導演,他知道預告片是幹嘛的。”

  製作《催眠大師》最后一則預告片時,為了強化“催眠”效果,魏楠請主演徐崢重新拍攝,在預告片里加了一段電影裏沒有的片段。在《北京愛情故事》的劇本策劃階段,魏楠的團隊就開始介入,電影拍完,預告片也製作完成了。

  “你有沒有發現,在國內,任何一個創新産業都會被無限地山寨和複製。”這兩年,魏楠常常在微博和媒體上抨擊競爭者,“這個行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忽悠和騙子。片方都说重視宣傳和物料,但一動真格的,他們重視的就只有錢。”

  魏楠说,和那麼多導演打過交道,但他很難和導演成為朋友。講情懷的競爭對手們被導演和影評人喜歡,但商業至上的魏楠被“賣片子的人”喜歡。

  和電影導演的固執己見不同,在魏楠的公司裏,製作片子是一件民主的事。魏楠多年的合作伙伴陳岩说,剪片子有爭議是常事,這時,他們會叫來公司的其他員工,大家投票表決,少數服從多數,“畢竟,預告片是給大衆看的,不是給我看,也不是給魏楠一個人看”。

  “講情懷的東西我剪它幹嘛?太有情懷的導演不適合跟我合作。”魏楠说,很少有文藝片找他做剪輯,就算找來了,他也不剪,“沒情懷,剪不出來”。

  “那一刻我知道,必須踏踏實實工作,好好孝敬父母了。”

  陳岩對魏楠的描述多半和吃有關。他們第一次合作製作廣告片時,魏楠買了很多話梅、薯片,一直坐在他身后吃零食。“他還問我吃不吃,我说,不吃。他说,那你和我不一樣,我做片子就得不停吃。”后來,就是這個“吃貨”拉他入伙,成立了預告片製作公司。

  在圈內,魏楠把自己定義為“江湖人士”。“我們倆聊天,你看我是文化人嗎?我們講的不是情懷,是情義。”16歲時對影視圈的厭惡依然存在,在魏楠眼中,這個圈子裏99%的人唯利是圖,剩下那1%是“他們那種人”,仗義,也要面子。

  直到現在,每年除夕夜的22點,魏楠都會去陪一位當差的哥們過年,“完全不同的兩個行業,二十年的交情”。

  這套混江湖的價值觀與魏楠不靠譜的青春期有關。從小混在劇組裏,見識各種奇怪的人和事,十年時間,魏楠几乎沒有好好上過學,“十五六歲,看書還認不全字”。

  離開劇組回歸學習,魏楠明顯地感受到與同齡人的隔閡:“我的思想有點複雜,有點成熟,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

  學校回不去了,尚未成年的魏楠開始在肯德基打工,“一小時兩塊錢,干了一年,升級為雙星級訓練員。”

  又跑去搞推銷,賣手機、BP機和對講機,“跟各種大廈保安隊長推薦我的對講機如何牛逼”。

  還去做過廣告業務員,“代理《北京晨報》的通欄廣告,把整個中關村都跑遍了。”

  最后,魏楠想自己做點小生意,父母拿出攢了一輩子的十萬塊錢幫兒子開了一家摩托車店,“賣些破摩托車和破頭盔,還有騎摩托的衣服褲子”。

  結果,申奧成功了,五道口拆遷,魏楠的那小店也被拆了。他從僅剩的一萬塊錢中拿出七千,買了輛二手吉普,滿世界嘚瑟。

  “一件事讓我徹底轉變了。”吉普車讓魏楠闖了禍:“出了交通事故,撞了三個人。”車子沒有保險,所有損失都得自己賠。魏楠在警察局待了一晚,第二天回家,把事情告訴父母。“早上起來,我爸的頭髮白了一半。大夏天,他騎着一輛自行車找交通隊,滿世界求人。”這種震撼讓魏楠徹底清醒,“那一刻我知道,必須踏踏實實工作,好好孝敬父母了。”

  “咱得走導演范兒,得穩重,你说是不是?”

  要麼“專業”,要麼“仗義”,這是魏楠為自己挑選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原則。他想當導演,為《從天兒降》找投資:“那會兒劇本才寫了一半,沒有製片人,沒有監製,兩個大哥願意給我投錢。這是什麼?是仗義。”

  幾個月后,魏楠靠自己的人脈找來郭敬明做電影監製,章子怡做製片人,陳正道任藝術總監,《從天兒降》有了“暢銷片”的賣相。能賺錢才投資,這是圈裏事。賺不賺錢都投資,這是情義。魏楠说:“熱錢全都來了,但我誰都不帶,還是帶兩個大哥,不僅讓他們回本,還一定賺錢。這是不是仗義?”

  魏楠叫郭敬明“小四爺”,他對郭敬明的評價和多數不同。他們是《小時代1》時相識的。“年紀不大,真能辦事。”這是魏楠對郭敬明的第一印象。

  《小時代》之后,郭敬明拜訪過魏楠公司,他們還吃了點羊肉串,聊得挺投緣。

  “子怡也是哥們。”魏楠清楚,很多投資都是沖她來的,宮二小姐把“章子怡”三個字貢獻出來,就是最大的仗義。

  做預告片這五年多,魏楠經手過兩三百部電影,哪個成功了,哪個失敗了,他都看在眼裏。這次,他想拿自己的電影試試手,“試試用一個全新的理念來宣傳新電影”。

  “拍電影如果不賺錢還有什麼意義?”對投資人負責,這是魏楠做電影的底線。

  魏楠欣賞張藝謀,這些年,跟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該出名的出名,該賺錢的賺錢,大家都得到各自想要的生活。“一個電影拍出來,只有導演出名,這仗義嗎?”说起這類事,魏楠憤憤不平。

  現在,正是電影籌備的最后階段。魏楠每天睡到11點,起床后,和兒子玩一會兒再出門開會。

  多數時候,魏楠不願向人展示自己的文身,那是90年代港片裏的過氣款式,顔色也開始變淡。採訪時,他會興奮地給記者描述穿着花襯衫、鉚釘靴,騎着哈雷在長安街上兜風的画面,但真讓他穿上拍照,他卻拒絶了。

  “現在不想把自己弄成那樣,咱得走導演范兒,得穩重,你说是不是?”魏楠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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