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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漂泊者的榮耀與孤獨 三聯生活周刊
王鴻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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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麗君昔日風采
鄧麗君昔日風采

  鄧麗君是傳奇。她的淺吟低唱,不只是一代人的流行音樂啟蒙,也是一代人的心靈慰藉。“鄧麗君這三個字,擁有開啟陌生人心靈的法力。”《鄧麗君之夢》的傳記作者平野久美子在書中感慨,“之所以能夠採訪到老華僑的辛酸往事,之所以能夠知道遠渡重洋赴海外淘金的年輕人心中的夢,開場白完全是她的歌。”

  對於已經把她的歌聲與自己的人生緊密糾纏的那一代人,緬懷是一種本能,是不會被時光沖淡的內心恆久的暖意。他們並不需要真正了解鄧麗君,他們反復追憶的,其實是自己的人生。可是,對於在日益豐富多元的流行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年輕和更年輕的一代,對於已經符號化的傳奇,情感的建立卻需要從真正的理解開始——鄧麗君是誰?她何以成為傳奇?

  “外省人”歌星

  如果要尋訪鄧麗君,需要准備一張世界地圖。她生於台灣,葬於台灣,但成名之后可以自己做主的時光,絶大部分卻都不在台灣。香港地區、日本、美國、新加坡、英國、法國、泰國,這些地區和國家,都有她的工作和生活軌跡,都埋藏着她快樂或者不快樂的記憶。這些或長或短的異鄉時光,就像硬幣的兩面,她是實至名歸的國際化歌者,卻也是始終漂泊的異鄉過客。

  過客的命運,好像從一開始已經定下基調。1949年是很多人命運的分水嶺,鄧麗君的父母也不例外。1953年在台北雲林縣龍岩村出生的鄧麗君,本名鄧麗筠,從一開始,就是“外省人”的后代。她排行第四,是家中五個孩子裏唯一的女孩。跟父母屢次搬家,在“眷村”長大,這是台灣當時專門給軍隊眷屬或退伍軍人居住而建的居住區,也是“外省人”部落。

  歌唱是鄧麗君的天賦,也很快成為鄧家貼補家用的一種謀生手段。1959年,6歲的鄧麗君就開始跟隨台灣空軍“九三”康樂隊四處演出,演唱各地民歌小調與黃梅戲。這是“外省人”的思鄉撫慰,也隨着台灣當局推行的“國語文化”變革,成為新的本土文化。比起深受日本影響的台語歌曲,國語歌曲承襲了30年代的上海歌曲、傳統地方戲以及中國大陸各個地方的民謡。當時,演唱國語歌曲的少女歌星們,和鄧麗君一樣,几乎全都是軍方人士的眷村子弟,國語標準,家境清貧。

  鄧麗君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是1963年“中華電台”舉辦的黃梅調歌唱比賽,當時李翰祥導演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大熱,鄧麗君以一首《訪英台》反串梁山伯的唱段榮獲冠軍。她因此有機會參加1966年正聲公司的第一期歌星培訓班,為期3個月,第一次正式接受系統的訓練,得到了台灣早期的流行音樂人、作曲家翁清溪的指導。接下來,她繼續參加比賽,以《采紅菱》獲得台灣金馬奬唱片公司舉辦的歌唱比賽冠軍,簽約中視,用藝名鄧麗君正式出道,年僅13歲。

  因為演出與學業的衝突,第二年,鄧麗君就休學了。在接受傳記作者平野久美子採訪的時候,鄧麗君回憶過童年,她並不覺得小小年紀就出來專職唱歌是一種苦難。她说:“不是大人要我唱歌,而是我自己想唱的,剛開始時參加國小才藝表演,后來還參加當時廣播節目辦的歌唱比賽,那時候廣播節目是在學校操場錄音,我因為很喜歡唱歌,所以唱得非常賣力。而且當時的我非常可愛。”“我很喜歡唱歌,所以我只是為自己在唱歌而已,即使沒有獎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興了。”

  1967年9月,鄧麗君簽約台灣宇宙唱片,發行了生平第一張專輯唱片,《鄧麗君之歌第1集——鳳陽花鼓》,這個系列連續出了19張。這些專輯裏的歌曲,大多是改編翻唱中國各地民歌,或是20世紀三十四年代的所謂“時代歌曲”,例如《鳳陽花鼓》、《小放牛》、《踏雪尋梅》、《桃花江》等。前三張唱片,鄧麗君都是唱別人的歌,直到第四張唱片,她才終於有了第一首屬於自己的新歌:《晶晶》。這也是台灣第一部電視連續劇《晶晶》的主題歌。由著名音樂人左宏元作曲,他更為人熟知的,是筆名古月。唱片大受歡迎,風行到要排隊才能買到。

  在早期的台灣國語流行歌手裏,少女鄧麗君迅速走紅的原因,被喜愛她的研究者歸結為三點:“卓越的歌唱實力、溫婉的容貌,和藹可親的個性。”這些特質終其一生,未曾改變。香港電台的資深製作人張文新后來評價说:“鄧麗君之所以獲得這麼多人喜愛,可能就是因為她的性格和聲音毫無攻擊性,任何人都可以接近。”

  歌唱“公務員”

  自從被發掘出歌唱天賦之后,鄧麗君似乎就在馬不停蹄地歌唱着。

  小學參加康樂隊時期,學校大概下午16點放學,補習到18點,然后她要去康樂隊表演,回家是深夜23點,第二天早上5點起來做功課,7點去上學。簽約中視時期,她在中視“每周一星”的電視音樂節目裏,每周固定表演一次,其他時間就在歌廳裏獻唱。鄧麗君的另一位傳記作者有田芳生考證:“雖然上節目收入少,但是歌廳的收入多。”“鄧家每天擺攤的月收入大概2000元,而鄧麗君每月的收入是6000元或8000元。”“台北的夜巴黎歌廳,一場90分鐘的表演,大概有15位歌星演唱,鄧麗君在這裏創下了連唱70天的驚人紀錄。”

  等到唱片走紅,鄧麗君的舞台,終於跨出了台灣島。香港是她走向國際化的第一步,當宇宙唱片因為經營不善倒閉之后,鄧麗君就跟香港的樂風唱片公司簽約了,時間是1971年12月。這家公司原本是以馬來西亞為據點,在新加坡和港台地區都有分公司,她的發展重心,從小小的台灣島,轉向了更廣闊的東南亞華人市場。

  當時的華人社會中,最受歡迎的是紫薇、文夏、美黛等老牌歌星;年輕一點的,鳳飛飛、歐陽菲菲在流行曲目上的地位都十分穩固。鄧麗君還是新人,她的生活,和台灣時期相比,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依舊被參加電視節目、錄製唱片、歌廳獻唱滿滿佔據。香港九龍有一家叫作東方的歌廳,平日的話是一天唱三場:下午14點半到16點半、晚上19點半到21點半、22點到零點。如果是周六周日,則是一天唱四場:下午13點到15點、15點到17點,然后晚上兩場。錄音也比台灣時期更為繁忙。“一個接一個地等著錄電影的主題曲或者插曲,一天唱個十余首歌曲都很平常。”樂風時期與鄧麗君共事過五年的音樂製作人姚厚笙回憶说,“當時都是錄一張唱片多少錢,以這種方式計價,因此應該是一有機會就去錄,她很小時就成為家裏的主要經濟支柱,當她知道自己對家裏很有貢獻,就覺得很高興,繼續唱下去。”

  姚厚笙從歐陽菲菲開始,成功地培育了若幹位台灣知名歌星,他也是70年代台灣民謡以及校園民謡熱的催生者。在宇宙唱片時代,鄧麗君錄製的歌曲已經有上百首,但是姚厚笙卻從頭開始仔細指導,從發聲方式到唱歌的習慣,以使鄧麗君蛻變為成人歌星。姚厚笙曾經回憶说:“她唱歌的方式總給人一種可愛小女孩的味道,也許是因為節奏輕快的歌曲居多的緣故,語尾總是‘嗯,嗯’的上揚,這種方式聽起來是比較俏皮,雖然我打算徹底改掉,不過她日后還是偶爾會不自覺地露出這種唱法。”“我還指導慢節奏的唱法,而且告訴她,你已經不是小女孩了,所以要以更有感情,更像大人的方式來唱歌。”

  姚厚笙發現,當鄧麗君對於慢節奏歌曲駕輕就熟后,她再唱敘事風的曲子,詮釋能力就非常驚人,“把歌詞的含義仔細跟她说明后,她就能以驚人的感情加以詮釋”。在樂風唱片的打造下,70年代初期,鄧麗君的唱片銷量非常穩定,鄧家的境況也不斷改善,全家從颱風季節容易淹水的蘆洲搬到台北市水源路的公寓住宅,幾年后搬到北投奇岩路的一座花園別墅,后來把房子賣了,搬回台北市區,租賃在敦化南路的金蘭大廈,最后才買了仁愛路四段一幢新大廈的6層。不過,偌大的房子裏,后來經常只有父親鄧樞一個人。

  早期唱歌出名之后,鄧麗君還涉足過表演事業,參演了兩部音樂電影,取得過不錯的成績,不過,她迅速就把重心收回到歌唱上。她可愛的少女性格,也並沒有隨着這番演藝圈歷練而有不好的改變。姚厚笙回憶说:“她總是懷着感激工作人員的心在工作,很體恤工作人員,綵排的時候,她會一直感謝為她伴舞的群舞和負責燈光的工作人員,就是在成名之后,這點仍然沒有改變,所以跟她合作,氣氛總是很融洽。”

  “演歌”的定位

  香港應該算鄧麗君的福地,她的歌唱事業在這裏走向了70年代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得到了東南亞華人社會的認同,她的演出邀約,遍佈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等地。作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場的日本,也有唱片公司一眼就看中了她的天賦。這家公司就是日本的寶麗多唱片,它在香港的分支,叫作寶麗金。

  鄧麗君去日本發展的故事,在兩位日本作家為她寫的傳記裏,都有過詳細考證。1973年3月3日,日本寶麗多唱片公司讓佐佐木幸男和中村準良,一起到香港旅行四天三晚,他們分別擔任過日本歌星澤田研二和野口五郎的製作人,這趟旅行,名義上是和香港寶麗金做敦親拜訪,但事實上是要犒賞他們平時的辛勞工作。他們在香港寶麗金唱片公司製作部部長鄭東漢先生的陪同下,在歌廳聽到了鄧麗君的演唱,就請鄭東漢為他們收集鄧麗君的唱片,他們判斷,鄧麗君音質裏的溫柔氣質,在日本也會得到認同。

  回到東京,寶麗多公司五十嵐泰弘製作本部長主持製作人會議,佐佐木推薦鄧麗君,獲得認可,擔任製作簽約部部長的舟木稔被命令去和鄧麗君簽約。我們的特約記者胡迆在東京採訪到了舟木稔先生,已經年過八旬的舟木先生,仍不減當年金牌製作人的風范,頭髮一絲不苟,衣着考究,思路清晰。他回憶说,當時的鄧麗君並沒有經紀公司來打理業務,所有工作上的細節都由母親趙素桂照料。舟木稔並沒有從鄧麗君那裏得到確定的答覆,回到東京之后又去了台灣,去说服鄧麗君的父親。他拜訪了鄧父兩次,終於说服了這位猶豫的父親,把英文名叫作“Teresa Teng”的鄧麗君帶到了日本,以新人姿態重新出道。

  1973年11月,鄧媽媽和鄧麗君第一次到日本,那時候鄧麗君才20歲。她的經紀業務由渡邊製作公司管理,而唱片製作則由日本寶麗多負責,一開始簽約兩年,第一年的酬勞是每月25萬日元,那個時代日本大學畢業的公務員最高職務的月薪是5.56萬日元,此外,鄧麗君還能抽取2%的版稅。

  鄧麗君在日本的出道曲叫《是今宵還是明天》,由渡邊製作公司主導,走偶像路線。作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場,日本的市場細分非常明晰,每個出道的新人,都由唱片公司量身定做,給出市場定位,然后根據定位找詞曲作者專門創作單曲。在70年代日本歌謡界初期,流行小柳琉美子的《我的城下町》、天地真理的《水色之戀》、歐陽菲菲的《下雨的御堂筋》等,所以,被定位為偶像路線的鄧麗君,最初的新歌就請曾經幫天地真理、陳美齡作過詞的山上路夫作詞,請幫南沙織、歐陽菲菲做過曲的筒美京平作曲。

  這張出道唱片,1974年2月在日本發行,在發布會上,公司的對她的宣傳是“香港的紅玫瑰”,意思是香港的最紅歌星。年齡也被改小了,從21歲變成19歲。接下來的3月份,鄧麗君為了宣傳單曲,上了各個電視節目。但是,印製的3萬張唱片,卻根本賣不動,在排行榜上,只列入第75名。這個結果讓鄧麗君非常自責。因為,當時在香港簽不下鄧麗君的時候,寶麗多方面有人建議改簽另一位歌星優雅,差不多同時期,優雅也在日本出道了,而且相對於鄧麗君的出道唱片,她的出道曲拿到了排行榜的24名,這讓鄧麗君更鬱悶。

  出道曲沒有紅,對挖掘鄧麗君的佐佐木和出道曲製作團隊而言,也是個打擊,原因到底是什麼?是日文不地道?因為謊報了年齡,設定主打十幾歲的年輕族群歌迷是個錯誤?他們煩惱了一個多月,最后決定改變方向,從流行曲風轉向演歌路線。演歌是日本的一種特有歌曲,它是日本古典藝能與現代流行音樂的過渡,以民俗民風、感情瑣事為歌詞,曲調悠長婉轉多變。

  第二首歌《空港》,依舊由山上路夫作詞,但作曲換了豬侯公章,他是當時專門給歌星森進一作曲的作家,豬侯公章在一周寫了三種曲風的曲子,最后的編曲,選擇採用活躍在流行風派的森岡賢一郎,他們希望鄧麗君的演歌路線,曲風不要太過地道,而是介於流行與傳統之間。這是一種新的流行趨勢。這一年的日本唱片大賞,獲獎的森進一走的就是融合流行風和演歌的路子。

  1974年7月1日發片的《空港》,賣出了70多萬張新唱片。鄧麗君因此拿下了1974年度日本唱片大賞的新人奬。此后,鄧麗君的歌曲維持一貫的風格,就是走描寫戀愛中女人的苦悶心情,與不能見光的女人令人同情的境遇這種固定模式的路線。公司設定的受衆是20歲到25歲的粉領族。但調查顯示,她的歌迷裏,40歲左右的男性歌迷居多。這個年齡段的消費者,一直是鄧麗君持久的歌迷族群。

  束縛與逃離

  鄧麗君的酬勞在第二年從每月25萬日元調高到50萬日元,與日本寶麗多兩年合約期滿后,第三年升為120萬日元,后來又升到250萬日元,唱歌事業一帆風順。日本市場與香港地區市場,對70年代的鄧麗君來说,是相輔相成的一雙翅膀。

  一方面是演唱技巧的進步,而另一方面,隨着香港本土意識的覺醒,中文歌曲在華人社會裏,有了更廣泛的市場,鄧麗君和許冠傑三兄弟,算是這股中文歌曲風潮的開創者。

  香港電台資深製作人張文新曾經回憶说:“1975年,香港電台推出亞洲第一個中文歌曲暢銷排行榜的節目。我擔任DJ時,鄧麗君已經更上層樓,她在日本練唱時,歌唱技巧也更精湛純熟,將日本的流行歌曲《空港》等翻唱成中文,每首都受歡迎,相較於當時的超級巨星譚詠麟所唱的廣東歌,她的歌聲更有滲透力,而且她的唱法有一種中國人才能感受到的思鄉情緒。”

  但是現實生活裏,鄧麗君顯然並不思念她的故鄉台灣。去日本發展之后不久,1975年,她又在香港和寶麗金唱片公司簽約,一直在日本和香港地區之間往返。1978年退掉東京的住所以后,香港就成為鄧麗君演藝活動的據點,而不是台灣。1979年的“假護照事件”,顯然讓她心中的砝碼更加傾向於自由和開放的香港。

  假護照事件,現在回頭看實在很簡單,因為鄧麗君的演出市場越來越國際化,她需要不斷在東南亞各地奔走,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回到聯合國,以及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台灣地區進入了一個敏感的嚴控時期,對於居民的出境審查前所未有地嚴苛和複雜。在這種背景下,台灣商界和政界的許多人都心照不宣地從其他國家購買第二本護照應急。鄧麗君不過是這種潮流中的一個而已。可是,她的名氣實在太大,所以,當她拿出印尼護照應急出境的時候,自然被迅速發現了。在台灣方面的介入和施壓下,整個事件發酵得越來越大,以至於她要被日本驅逐出境,一年內不許再次入境。

  鄧麗君從日本的看守所出來,直接去了美國。這是一次逃離。卻也是鄧麗君難得的一次正常生活的回歸,她可以嘗試一直夢想的普通學生生活,闲暇時間去錄音棚錄製新的唱片。只是逃離終究是暫時的。這場“假護照風波”,反而讓她不得不與政治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80年代,隨着鄧麗君的歌曲在大陸受到喜愛,引發狂熱,台灣方面也更加意識到了鄧麗君的價值,官方重新拋出了橄欖枝,承諾不再追究假護照事件,而交換條件,是鄧麗君需要回台灣去參加一系列“勞軍”演出。

  這是鄧麗君的幸運也是不幸,終其一生,主動或者被動的,她的音樂始終與政治捆綁在一起,這也讓她區別於一般的流行歌手,成為兩岸不同的符號化人物。從80年代開始,永遠的“軍中情人”鄧麗君,就這樣誕生了。

  黃金年代

  1980年12月,她在香港寶麗金唱片出了第一張粵語專輯《勢不兩立》,接着在香港的利舞台舉行了7天的個人演唱會。这只是個開始。鄧麗君歌唱的黃金時代,在她失戀之后才真正到來。

  鄧麗君與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少爺郭孔丞的戀愛,被太多人見證。他們1981年相戀,舉行過訂婚儀式,把婚期訂在了1982年,鄧麗君甚至因此不肯再跟日本寶麗多公司續約。可是因為郭家長輩的苛刻條件,鄧麗君覺得受到了人格上的羞辱,她最后的選擇,是繼續歌唱。

  1983年像一個爆發之年,鄧麗君參與製作了《淡淡幽情》,這張古風古韻的唱片,被譽為她歌唱事業最高成就。年底,12月29日到1984年1月3日,鄧麗君在香港舉辦了15周年紀念演唱會,門票提前兩個月發售,兩天就賣完,原本預定的4場,增加到6場,門票仍立刻銷售一空。全部觀衆約10萬人,有三成來自內地。15周年演唱會,繼香港之后,分別開到了台灣地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鄧麗君證明了自己的人氣,在短暫的蟄伏之后,依舊穩如泰山。

  一直對鄧麗君的日本演藝之路盡心盡力的舟木稔,在這個時期,在寶麗多旗下成立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金牛宮。1983年,他終於再次爭取到與鄧麗君的簽約。這一次,鄧麗君得到的詞曲作者,是三木高志和荒木豐久這對“黃金組合”。他們合作的第一張唱片,是《償還》。這首歌,是在新加坡錄製完成的,1984年1月21日在日本發行,剛開始出貨1萬張,完全賣不出去,一周后賣出去10張,過了5周,也只賣出50張。這足以證明日本唱片競爭的殘酷,1979年之后,鄧麗君在日本5年沒有任何宣傳和報導,雖然在東南亞依舊大熱,但她在日本的商業市場已經几乎被遺忘了。

  這時期擔任鄧麗君經紀人的西田裕司,在舟木稔先生的回憶裏,也是個很有辦法的人。他想了很多辦法,來推廣鄧麗君的單曲。有名的電視節目去不了,就先從不知名的開始,這首歌的傳播路徑,是從大阪、九州、北海道等地先傳播開,再回到東京的榜單。最后拿下日本有線大賞和全日本有線放鬆大賞的冠軍。從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連續41周保持在前十名。

  接下來,荒木和三木聯手創作的《愛人》和《任時光流逝》,連續大賣,《愛人》在有線放送的點歌排行榜上,創下有史以來連續14周蟬聯第一的最長紀錄。暢銷張數超過了五木寬、森進一,還媲美全盛時期的松田聖子和中森明菜。鄧麗君因此第一次上了NHK的紅白歌會。這場歌會,相當於中國的春晚,不過,能夠上台的明星,是要靠實際的銷量和貢獻度才能上台的。而《任時光流逝》則讓鄧麗君在1986和1991年兩次得以登上紅白歌會,這張唱片,創下了200萬張的銷售紀錄,是鄧麗君在日本發行的所有唱片中最高的。其次就是《償還》和《愛人》,分別都是150萬張。

  整個80年代后期,鄧麗君在日本稱得上拿奬拿到手軟,動輒百萬張級別的銷量。讓她可以當之無愧地躋身日本著名歌手的行列。而日本文化在香港地區和其他地方的流行,又讓這些歌曲的中文版,得以第二次大熱。這個時期,雖然香港的本土歌手也開始崛起,但鄧麗君依舊有着不可比擬的巨星位置。

  在人數更為廣泛的中國內地市場,鄧麗君的歌聲,也從靡靡之音的定位得到平反。電視台播出了鄧麗君在台北的15周年演唱會,象徵著鄧麗君的解禁。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記者招待會上,甚至還播放了鄧麗君的日文歌曲《浪花節的人生》。

  危機與尾聲

  商業市場終究還是殘酷的。由數字榜單说話的日本唱片市場,是一種冰冷的理性存在。到了80年代末期,鄧麗君的新唱片,再也無法複製《任時光流逝》時期的輝煌。背負這種壓力的,當然不止鄧麗君一個人。就在日本唱片公司尋求新的定位改變時,鄧麗君卻又主動地讓自己陷入了更為複雜的情勢裏。雖然唱片公司的製作人婉轉地勸誡她,音樂應該與政治分開,鄧麗君還是在1989年的複雜情景裏,讓自己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悲痛。

  如果純粹從商業上考量,從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鄧麗君最理想的市場其實是內地。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禁,偷偷聽着她的歌獲得啟蒙的幾代人,都在翹首企盼她能回來開演唱會,這是一片有着13億人口的新天地。她完全可以把在日本市場與新生代角逐的劣勢,變成新的優勢。可是,她卻最終選擇了拒絶,她甚至離開了一直深愛的香港,遠走法國,徹底成了客居異鄉的漂泊者。

  傳記作者有田芳生去拜訪過鄧麗君在法國的故居,他留下了這樣的記錄:“屋子裏有大量粉色,鄧麗君最喜歡粉色,她深信這是會招來幸福的顔色。”

  在這片粉色的憧憬裏,鄧麗君認識了法國攝影師保羅,雖然他的攝影水平,完全達不到商業製作的需要,鄧麗君還是盡力替他爭取着機會。這段一開始就沒打算要結果的感情,成為鄧麗君最后的慰藉。90年代,應該是鄧麗君最為困惑的時期。她對於商業演出的意義産生了質疑,想要逃離,也想努力的轉型,但卻並沒有明確的方向。

  一個歌手當了20年的超級巨星,要想改變自己一切從頭開始,這是何等的巨大不安,可鄧麗君必須對抗這種不安。台灣和香港音樂界的許多人,都表示鄧麗君逝世前不久,曾經告訴大家,如果我有新計劃的話,請你們一定要來幫忙。她並非已經有具體的計劃,可是她卻對每個人说“到時候我一定會跟你聯絡”,彷彿也在鼓舞她自己一樣。

  這時期的鄧麗君,好像特別需要用一些事情來證明自己,比如參加紅白歌會。她不止一次地對金牛宮唱片的工作人員表達了這種心願。在鄧麗君心中,能上NHK紅白歌會就意味着被社會認同。但是,是否能出席NHK紅白歌會是必須依照藝人演出的貢獻度,及對一般聽衆做抽樣調查得到的票數,總和評價結果突出才能被選上演出的名單。住在巴黎之后的鄧麗君,一年才上幾次電視節目而已,而日本的工作也相同,几乎一年只去一次日本,即使金牛宮唱片公司要求她開演唱會也都沒有答應。雖然鄧麗君仍保持一年在日本出一兩首的新歌,不過新歌賣得不如從前了,以單曲CD而言,1990年發行的《淚的條件》,才賣不到15萬張,1993年的《和你一起活下去》CD銷量也不到5萬張。她期望中的上NHK紅白歌會,已經越來越渺茫。

  這種被商業市場煎熬的痛苦,熱愛她的聽衆,是根本感受不到的。無數人被她溫柔的歌聲撫慰着,卻沒有人能夠撫慰她的焦慮。她的身體也越來越差,童年的哮喘復發,也陷入了毒品的傳聞,即便遠走清邁去療養,看起來也沒有任何起色。鄧麗君的時間,定格在1995年5月8日。一開始人們都不相信,因為她已經多次被媒體不懷好意地爆出死訊。可這次是真的。音樂人沈永閣對這一天記憶異常深刻。這一天是唐朝樂隊貝司手張炬的追悼會,他參加完葬禮飛回日本,在機場就看到了鄧麗君的死訊,恍如隔世。第二天,他又飛回北京,拉着搖滾圈的哥們,“要做點什麼紀念鄧麗君”。這份紀念,是一張唱片,《告別搖滾》。被鄧麗君啟蒙的一代流行音樂人,用音樂表達了他們的敬意。

  為什麼喜愛鄧麗君?沈永閣想了想,對我描述了一個画面:《拯救大兵瑞恩》裏,在最后的守橋背水一戰之前,士兵們在一個殘破的小鎮上做最后的攻防准備,等待德軍大部隊的到來。這時,突然有人搬出來一台收音機,著名的法國香頌《玫瑰人生》,就這樣飄了出來。士兵們瞬間就呆住了,他們在這歌聲裏,話題突然變成了遠方的親人和幸福時光,從殘酷的戰場,短時間解脫出來。“這種感覺,就是在重壓之下,突然可以‘呼’的一聲,長舒一口氣,意識到還有美好的存在。”沈永閣说,“鄧麗君的歌聲,對於我們那一代人,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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