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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版《十二怒漢》 三聯生活周刊
李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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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0日,《十二公民》主創人員亮相第9屆羅馬電影節。左起:編劇韓景龍、演員何冰、製片人王魯娜、導演徐昂
2014年10月20日,《十二公民》主創人員亮相第9屆羅馬電影節。左起:編劇韓景龍、演員何冰、製片人王魯娜、導演徐昂

  導演徐昂说他想翻拍老電影《十二怒漢》(12 Angry Men)的時候,所有知道這件事的人——從部門領導到哥們兒“發小”——都勸他放棄。一個法學院的朋友還画了張中外法庭建制差異對比圖,跟他解釋:《十二怒漢》好看就好看在拍的是西方陪審團制度,咱們又沒有陪審團,你拍什麼?

  “我沒想拍法律戲。”徐昂说,“我就想拍12個中國人坐一塊兒為什麼不能好好说話。”

  他相中的劇本,是58年前美國編劇瑞吉諾·羅斯(Reginald Rose)根據親身經歷的一次庭審寫下的故事。故事很簡單——12個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陌生人被法庭召集在一起,成為陪審團,關在狹小房間裏,討論分析現有證據。他們必須達成統一意見,判斷被指控的一個貧民窟長大的問題少年是否真的謀殺了自己的父親。

  “這部劇最有趣的不在於‘十二個人’,而在於‘十二種憤怒’。我們面對不關乎自己的‘他人性命’,為什麼會憤怒?我們在嚴格推理案件,調動的應該是‘理性’,為什麼會感性?憤怒本該是最不可能發生的狀況,但它卻出現了,而且還是12個人集體憤怒。”徐昂说,“在這裏,憤怒是一種最淺顯的表象,它賦予導演一個書寫寓言的權利,可以透過這種憤怒的呈現,探討更本質的東西。”

  不止一個導演對這個故事動過心。1957年,美國演員亨利·方達(Henry Fonda)在電視上看到后,自己掏錢拍成了電影,還親自出演男主角——8號陪審員,討論“合理質疑”和“程序正義”。俄羅斯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Nikita Mikhalkov)把它帶到炮火籠罩的高加索山區,讓12個俄羅斯人為一個車臣少年是否無辜吵成一團。一位黎巴嫩紀錄片導演則讓故事在當地最大的監獄裏上演,請即將被執行死刑的犯人扮演劇中角色。到了日本,法律正義已不是表達重點,導演三谷幸喜讓整部電影成為日本民族性的展示,在他的影片中,陪審員拉幫結派“開小會”,其中一個揮着拳頭跺着腳,鏗鏘地喊着如繞口令一般的口號:“用道理對付一群講道理的人是不會成功的”,“就算她真的有罪,我也要投她無罪!”

  2014年,這個名單上增加了中國版。這部被改名為《十二公民》的電影在2014年第九屆羅馬國際電影節獲評“當代電影”單元最佳影片,並拿下電影節最高奬——“馬可·奧雷利奧”(Marc Aurelio)大奬,計劃2015年春天在中國公映。

  這是身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話劇導演的徐昂第一次拍電影,但將外國作品本土化對他來说卻並不陌生。他上一次的實驗是將三谷幸喜的作品《笑的大學》改編成話劇《喜劇的憂傷》,由陳道明和何冰演出。這部只有兩個演員的戲在2011年上演后頗受歡迎,成為人藝建院60多年來票房最好的作品。

  這次《十二公民》是在一個廢棄體育館裏拍完,來自北京人藝和國家話劇院的12名演員圍在一張長桌前,臨時拼湊成為中國的“十二怒漢”。他們要審判的嫌疑人是一個被收養的“富二代”,他被懷疑殺死了窮困的生父。故事背景也從真實的法庭變成了法學院裏關於西方庭審課程的一場考試。10個不同背景的學生家長,外加拉來充數的學校保安和小賣店老闆,勉強湊齊了12個陪審員的配置。他們不能像其他版本裏面的12個角色那樣決定嫌疑人的“生死”,他們權力有限,只能決定學生考試成績及不及格。

  模擬“陪審團”展開了一場漫長而跑題的討論:靠收房租為生的北京大叔懶洋洋地嘮叨着租房人太多事兒,頭上抹着髮蠟的地産老闆不滿意地拍着桌子嫌人“仇富”。韓童生扮演的出租車司機着急回去拉活兒交份子錢,張羅着大家趕緊投票走人:“你说學西方法不是有病嗎?西法西法,能往咱東方人身上用嗎?學了半天不及格,還影響將來咱孩子在中國找工作,這有邏輯嗎?”只有何冰演的8號陪審員在小聲強調“面對證據”、“好好说話”,但當其他人頻繁跑題,他的憤怒終於也爆發了,他開始慫恿其他人抵制溝通:“您甭跟他说話,他什麼都聽不見。”

  編劇韓景龍说,這一幕雜亂的討論場景是他從現實中搬上舞台的。他過去住在北京郊區,早上坐車從通州去國貿,“就好像坐在小劇場的角落裏看戲”,農民工、小白領、北京人、外地人,不同身份背景的角色輪番登場,總是為一點小摩擦吵得不可開交。但韓景龍说,如果真的豎起耳朵聽,會發現沒有一個人在真的談論問題本身,每個人都忙着嚷嚷自己的事,宣洩着心裏的憤怒。

  不管《十二怒漢》如何改編,大部分版本都保留了一個法哲學的詰問——法律的終點究竟是為懲罸有罪的人,還是保護無辜的人?從這個基礎開始,不同國家的導演將各自的故事推向了不同終點:美國版讓人記住了“合理質疑”、“存疑不訴”和“程序正義”,日本版為本國民族性照了鏡子,黎巴嫩導演讓死刑犯得到心理治療,而俄羅斯導演則把法律討論推到了道德的邊界:“法律至高無上,但如果仁慈高於法律呢?”

  相比融入大量本國特色的俄羅斯版本,中國版本的故事有點像一列始終沒有出站的列車,汽笛嗡響,列車卻還在原地。《十二公民》最后呈現出來的故事跟1957年的美國版本情節相似、對白相似,有些地方連矛盾爆發點都一樣。有人問徐昂:日本版本加入了女性角色,俄羅斯版加了個結果大反轉,你為什麼不往裏面加點別的東西?“可是我覺得,在陪審團的討論中攝入12個人的憤怒,是我第一位想要表達的內容,而新角色的加入、劇情的反轉都可能會弱化我想要表達的主題。對我而言,這並不是一部法律題材的電影,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反映中國社會的現狀。”徐昂和他的團隊只對劇情做了唯一的改變,就是把電影中被審判的孩子角色設置為“富二代”,這樣在討論中就不得不涉及財富的偏見。“除此之外,其他情節上的反轉在我看來更像是故意抖機靈,容易模糊焦點。”徐昂说。

  至於為什麼沒有像俄羅斯版本那樣,為每個人賦予一個人生故事,更深入地詮釋每一種偏見産生的背景?徐昂認為影片時長的限制是一個原因。你很難期望觀衆耐心地看完一場完全基於理性思維的漫長討論,沒有動作戲,也沒有感情戲。”他曾經跟編劇商量過無數改編方式,比如來個律師跟檢察官吵一架,讓結局出現大反轉,但最后他們全放棄了。徐昂说,這部電影最有趣之處在於,它雖是一部法律題材電影,連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都宣稱自己投身法律是受到它的影響,但你不必非得把它拍出教育意味。恰恰相反,這部電影的結論並非是歌頌法律公正而在於揭示偏見。

  原劇編劇瑞吉諾·羅斯已於2002年去世,他的兒子在2012年接受一個關於他父親的採訪時说:“我希望今天的人依然能從這個故事當中學會如何包容和寬恕,學會與人類的偏見本性抗爭,而不是與之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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